化（6）
這裡，把宦官的神氣活現，以及不懂書畫，偏要附庸風雅的粗俗、瑣鄙的心態，繪聲繪影，刻畫得入木三分，如見其人。而對王臣在江南的敲詐勒索，激起民變，書中更有細緻的揭露，與有關史料對照來讀，有助於我們加深對這段歷史的瞭解。第十二回透過對御馬監太監韋含（舍）勾結佞人李子龍等謀反、妄圖爬上金鑾殿頭號交椅的描寫，使我們清楚地看到部分宦官的愚不可及，卻又野心勃勃，他們的陰謀發動政變，情同兒戲，等待他們的下場也就可想而知。這部小說對我們瞭解明代宦官的形形色色，是很有裨益的。
（三） 宦官對文化的建設
中國封建社會的文化，佔統治地位的，當然是地主階級的文化。明代宦官既然躋身於地主階級的最高統治集團，其中的某些人，就有可能運用手中的大權，為明代文化的建設作出自己的貢獻。如果說明代宦官對明代文化只有破壞的一面，則顯然有失公允。
嘉靖時王廷相的長詩《西山行》有謂：“西山三百七十寺，正德年中內臣作。華緣海會走都人，碧構珠林照城郭。”［257］這首詩形象地說明了明代北京寺廟和宦官的關係。即以王廷相所描繪的北京西山寺廟而論，據解放初普查，西郊尚有三百七十四處，其中絕大部分始建或重建於明代。今天，北京重要的名勝古蹟潭柘寺、戒臺寺、碧雲寺等，無不與明代宦官密切相關。如潭柘寺，弘治十年（1497）秋，司禮太監戴良矩“步至潭柘”，見寺院“歲久敝壞”，“於是出所積為工食費，又請於上賜金益之”，經過一年半的整修，潭柘寺“殿廡堂室煥然一新，又增僧舍五十餘楹”［258］，使寺廟更加宏麗。又如戒臺寺，據筆者實地考察，今天寺內尚有《敕賜萬壽禪寺碑記》、《重修萬壽禪寺戒壇記》、《萬古流芳》等三塊明碑，儲存完好。其中的《敕賜萬壽禪寺碑記》落款為“正統七年（1442）四月八日司禮監太監王鎮（振）等謹記”。據此碑可知，金英、阮簡、陳衛平等宦官，見戒臺寺“羅兵燹，棟宇墮地，境亦荒寂”，決心恢復舊觀。從宣德九年（1434）至正統五年（1440），歷時七載，終於完工。“作飛殿奉三世佛，左右列十六大阿羅漢。外作四天王殿……居僧之舍、齋、庖、庫、廩，靡不具備。”《重修萬壽禪寺戒壇記》是翰林院侍讀高拱所撰，從此碑可知，至嘉靖年間，由於“歷歲既久，復就傾圮”，御馬監太監馬玉等“發貲重建壇內五殿”，並新建真武殿，穿井一口，修路五里，“以利往來”。工程始於嘉靖二十九年（1550）春天，至三十五年（1556）夏天結束，歷時將近七載。嘉靖四十四年（1565）夏天，特立《萬古流芳》碑，鐫上所有捐資修寺宦官的名字，共三十餘人。再如碧雲寺，俗名於公寺。何以故？這是因為寺後有正德時大宦官、御馬監太監於經墓，“土木華麗”［259］，而於經正是將建於元代的碧雲庵，拓建為碧雲寺的人。天啟三年（1623），魏忠賢又予重修。誠然，宦官修廟的原因，主要是他們“最信因果，好佛者眾，其墳必僧寺也”［260］；廟宇的香火經文、晨鐘暮鼓，對人民的思想有麻醉毒害的作用。但是，這些廟宇畢竟是明代文化的組成部分，沒有它，燦爛的中華文化將缺少一個支撐點。就此而論，明代宦官的建寺修廟，對明代文化的發展，還是起了積極作用的。
對明代宦官修建的園林，也應作如是觀。
萬曆時北京的宦官，頗有園林之構。時人記載：“都下園亭相望，然多出戚畹勳臣以及中貴。大抵氣象軒豁，廊廟多而山林少，且無尋丈之水可以遊泛。”［261］但也並非全然如此。在當時的“德勝門之水關，後宰門北湖，其間園圃相望，踞水為勝，率皆勳戚巨別墅，稻畦千隴，藕花彌目”，這裡的園林，自有另一番景象：“又儼然西子湖。”［262］京城中尚有趙太監園。此園不大，有人雨中宴飲於斯，“軒窗半開”，“又是一景”［263］。宦官建的園林，也是因人而異。時人曾評論說，有的園林堆疊猥聯，“粉飾太勝，無復丘壑天然之致”，其主人“非江南之賈豎，必江北之閹宦也”［264］。但也有頗得自然情趣的園林。太監錢能的家奴（後推恩為家人）錢寧，有大花園一座，《醉醒石》第十五回描寫該園的風光是“材竭東南，力窮西北。水借玉河流，一道驚湍瀉玉……栽古松而開徑，天目松、括子松，月流環，風送笙竽。聚奇石以為山，太湖石、靈璧石……窮不盡曲蹊回磴。落落樓臺連日月，走不了邃閣深居。真是琪花瑤草不能名，語鳥游魚皆樂意。”這雖然是小說中的描繪，筆調誇張，但我們不妨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