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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這種用太監督管織造，對絲織業、毛織業恣意掠奪摧殘的情況，直“至國亡不變”［101］。萬曆二十八年（1600），在朝臣紛紛諫止礦稅聲中，禮部署部事侍郎郭正域駁魯保疏請兼督浙江、南直隸織造大權時，指出“織造，礦稅之別名也”，這一語，正一針見血地道出了織造的實質及其危害性。
（5） 燒造對制瓷業及陶都百姓之影響
燒造指燒造磚瓦及陶瓷器。磚瓦燒造在外有臨清磚廠，京師有琉璃廠、黑窯廠。嘉靖後期營建繁多，近京及蘇州亦設了磚廠。“明代各廠俱有內官司之。”［102］磚瓦燒造之規模及影響不如陶瓷之大。
陶瓷是明代第二大手工業，生產技術已達到很高水平；一道釉和彩繪等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更有五彩、鬥彩等創造，景德鎮以陶為生者近十萬，產量佔全國的一半，開始成為全國瓷業中心，成為一個高度集中的手工業城鎮，產品遠銷歐洲、美洲。但如同織造一樣，宦官督陶也使陶瓷生產納入了封建統治的軌道，因而制瓷業中已經勃發出的新的生機，亦受到束縛、扼殺。
據《大明會典》“陶器”載：洪武二十六年（1393）規定，“凡燒造器皿等物，須要定奪樣制，計算人工物料。如果數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窯興工。或數少，行移饒、處等府燒造。”其所以如此，一是為了減省費用，另一是因景德鎮產瓷質量較好。因此又規定，“凡江西燒造全黃並青綠雙龍鳳等瓷器，送尚膳監供應。其龍鳳花素圓匾瓶爵盞等器，送內承運庫交收，光祿寺應用。”但不久，建文四年（1402），即在景德鎮置御窯廠，派中官一人專燒御用瓷器解進京師。這時歲解數不多，比較穩定。
洪熙元年（1425）九月，宣宗派遣少監張善前往監造奉先殿几筵龍鳳文白瓷祭器等。宣德二年（1427），張善因貪酷虐下，並以所造御用器分饋其同列等事發，被斬于都市，梟首示眾，中官監造亦隨之停止。宣德八年（1433），尚膳監題準燒造龍鳳瓷器，差本部官一員關出該監式樣，經饒州燒造各樣瓷器四百四十萬三千五百件，這屬於臨時性的差遣。正統初，命造九龍九鳳膳案諸器，既又造青龍白地花缸。燒成後，王振指稱有裂紋，英宗遂遣錦衣指揮杖提督官，而敕中官往督更造。這是中官常期督陶的恢復。成化年間，中官往督造的時間更長，數量更多。成化十八年（1482），後衛倉使應用時建言取回內臣，改由地方官督陶，即被斥為“妄言”，把他關進錦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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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與經濟（15）
其後，《陶說》載謂：“終孝宗十八年不言窯事”，這是不確切的。弘治時，江西督陶宦官之遣召有數次。據《明實錄》載，三年（1490）、十一年（1498）、十三年（1500）、十五年（1502），均有朝臣疏諫遣內官督陶或請召回，所以這期間只能說是時遣時革，並非完全中止。正德時，宦官擅權，督陶全部複用宦官，直到嘉靖九年（1530），才詔革中官。嘉靖九年（1530）至萬曆初年，革撤督陶內臣時間較長。督陶主要由政府官員負責的，是天啟、崇禎年間。
所以總的說來，明朝燒造是“以中官蒞其事”［103］。這些口含天憲的中官恣意中飽私囊，擅作威福，大大加強了御器廠的封建性、腐朽性，把陶瓷業生產置於封建桎梏之下，其表現如下：
首先是所需索的花式品種多，數量大。隆慶五年（1571），內承運庫太監題奏缺少各樣瓷器，要造裡外鮮紅碗盅甌，並大小龍缸方盒共十萬五千七百七十件。而龍缸體式要求底闊肚凸；五彩缸不僅重、大，而且色多系驚碎。萬曆十一年（1583），除上述各種及祭器外，又有圍棋棋盤、屏風、筆管、盒爐等等專案，這些都是工藝難度很大的。例如，圓的製品可以旋就，“獨方物，即至小亦須手捻而成，最難完整，供御大率十不能一二”，“棋局如片板，尤難就”［104］。萬曆十九年（1591），又命造各項十五萬九千件，後又復增八萬件，至三十五年（1607），仍未能完工。
其次是貪汙與浪費使燒造成本大大增加，“每歲造為費累鉅萬”，致江西“輒以陶故加賦”［105］。成化二十一年（1485），南直隸巡撫王恕上言，指出燒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