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見有明確的記載，但劉瑾提出瞭如此係統的措施，並且多數被認可，也足以說明宦官干預鹽政曾經達到何等程度。
（2） 宦官對鹽法的破壞
宦官的干擾鹽法，也是很嚴重的。《中官考》、《明大政纂要》等多種史書裡，就有正統時，遼東鎮守太監王彥家裡藏有鹽引，司禮監太監金英家奴郭廉、趙顯多支浙鹽等的記載。
成化時，對中宦中鹽並非不加約束。成化四年（1468），令內外官員之家不許佔中鹽引。但令出不行。據《典故紀聞》載，同年，尚膳監太監潘洪即欲中納兩淮餘鹽。十九年（1483），內官王鈿欲中河東鹽二萬餘引。雖然他們均被戶部參奏，憲宗亦分別斥之為“損國課以益私家”、“違例中鹽，與民爭利”，並讓戶部揭榜禁約：“後有犯者，必罪不宥”。不過，僅此而已，並未紿予他們任何處分。而且，這亦不妨礙太監李棠獲准開中遼東鹽一萬引；陳鉉、潘午各得賜鹽萬引，王包得賜淮鹽六千引；而太監劉通在弘治十八年（1505）內，不僅本人得賜淮鹽1000（萬？）引，連家人徐達也得賜淮鹽三萬引。大寵宦梁芳更前後請得兩淮存積餘鹽［118］數十萬引。事實勝於具文，因此那些“不許”、“必罪不宥”等等禁約，並不能阻止日後宦官的屢屢干犯鹽法。
明代鹽法日漸破壞，主要表現為奏討鹽利者太多，以及藉機夾帶、販運私鹽以牟利、破壞開中的現象日益嚴重。在這當中，宦官是一股不可忽視的惡勢力。
甲、宦官借織造之名奏討鹽利
正如在織造部分我們曾論及的那樣，宦官督織造，借織造之名奏討鹽利，其後果是對鹽政的破壞。以弘治朝為例，《明史·李敏傳》、《周經傳》分別記載：弘治四年（1491），龍綬請長蘆鹽兩萬引，鬻於兩淮，以供織造。弘治九年（1496），中官織造者請增給兩淮鹽課兩萬引。這類情況當時已引起官員們的憂慮，紛紛提出諫議。據《明會典》載：弘治十三年（1500），奏準其織造官有奏討鹽引，越境貨賣者，聽戶部並戶科論奏治罪。十四年（1501），以織造開賣鹽之端，附帶私鹽橫行江湖，“官鹽阻滯，商人不應”等原因，派僉都御史王清理兩淮鹽法。十六年（1503），奏準織造緞匹再不許奏討鹽價，違者許戶部戶科論奏。在短短的三四年間，又是一再“奏準”，又是差出重臣清理，可見弘治時以織造為名奏討鹽引之濫。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三令五申之時，弘治十六年（1503）十月，內官監太監龍綬竟敢冒犯禁令，以供應緞匹缺乏為名，要求支兩淮鹽價以給織造，而且這請求居然得到孝宗本人的允准，命支三萬。令出不行，難怪緊接著的正德一朝裡，宦官們乞請鹽引不絕。如正德元年（1506），承運庫太監王瓚往南京、江浙織造，乞支長蘆鹽一萬二千引，崔杲往應天等府織造彩妝緞匹，亦奏討長蘆鹽一萬二千引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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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與經濟（17）
這些以織造名義奏討得的鹽，鹽船上都插著黃旗，稱“欽賜皇鹽”，沿途官吏答應稍遲，便被鞭打責罰，更無人敢加以檢查。因此，“引一紙，便夾帶數十引”［119］。正德時，太監吳經督織江南，除支領鹽引外，還宣告要關津及巡鹽衙門“不得盤詰阻滯”。這不準檢查盤詰的原因，當是人所共知的。有的還乘機敲詐勒索，借勢騷擾，楊鎮就是一例。正德四年（1509），太監楊鎮齎官銀萬兩，長蘆鹽八千引，往南京易銀買絲織造。他趁機以這些銀私自買鹽，混同裝載，用了六百隻船，沿途還勒索得賄賂銀一萬六千二百兩，連家人韋慶等都得銀幾千兩。由於是被劉瑾內行廠的人告發，所以才送南京三法司審問。
乙、宦官對私鹽之夾帶、私販
不少宦官藉著特殊的身份、特殊的任務，借進貢船等大量幹著夾帶、販私鹽的勾當。明初，販私鹽者罪至死，雖懿親勳戚不稍貸，但法久弊生，《明會典》有“宣德五年（1430），令： 往來內官內使、官軍人等夾帶私鹽者，許應捕官軍人等盤拿”，“景泰七年（1456），奏準：凡勢豪（包括宦官）、軍民人等聚眾興販私鹽者，經解兵部發鐵嶺衛充軍”等記載，反映了宣德、景泰年間大量販私鹽的活動中，就有宦官參與。成化十三年（1477），又奏準內外官員凡坐馬快船隻，如有夾帶私鹽，不分有無知情，俱照例問罪。可見以前的禁令並無多大實效，成化時不得不再申有關規定。但是，十三年（1477）釋出的禁令又如何呢？十四年（1478），南京內官監覃力朋乘進貢之機，用馬快船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