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手好閒之徒。蜂聚豺貪，自然是各有分例，以致“各商每廠支錢，僅足鋪墊”［72］。據工部右侍郎林如楚等統計，惜薪司每年共費庫銀十四萬六千兩，大半作了鋪墊和各衙門的使費［73］。其他如光祿寺行戶，他們交納的米鹽蔬果；素品腥餚，皆有膳盤裝盛，但亦被索鋪墊。如鋪墊不能滿足宦官們的要求，則任何物品均被拋擲作踐，如撕裂織物，鞭碎水磨合式的炭條等等，甚至全部強行沒收。辦納三十七處內外倉房場局草豆的商人，由於京庫錢糧匱乏，他們不得不墊支銀兩，但內官仍然向他們索取鋪墊，以致“人人破家，逃死相繼”。據御史劉澄稱，鋪墊使被僉商的富戶慟哭就死，諸司房卻因有敲詐之機而瀝酒相賀。《明實錄》載：萬曆三十五年（1607），殷商一再僉報，得二十二戶，其中因行賄、託情而得免除或逃亡了的，共二十一戶，實際僅剩下一戶。
（3） 管倉宦官舞弊種種
管倉宦官經常盜竊庫存物資，侵吞公款，並刮取太倉銀入內庫。監守自盜，是明代內庫中的常見現象。弘治十八年（1505），大學士劉健等上言，“內承運庫放支銀兩，全無印簿支銷，二十年來累數百萬，以致府藏空竭。”顯然，這裡相當大一部分落到了監庫宦官的腰包裡。雖然，本庫內官也曾提出請派人前往查算，但在宦官勢焰之下，根本不可能有人敢認真清查。
嘉靖十年（1531）以前，監庫錢糧仍然一直沒有賬冊。這年十一月，兵科給事中高金等奉旨查勘御用監錢糧，發現內府所藏象牙、畫絹等珍奇物品，被典守者侵匿無數，世宗才下令以後監庫要立籍賬備查。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即使立了籍賬，要偷的還是照偷，不過多耍點花樣而已。史載：“內府盜竊，乃其（指宦官）本等長技”，及至偷得多了，恐怕難逃大罪，就乾脆放火滅跡。如嘉靖四十五年（1566），供用庫大管庫暨盛及其同夥盧添保，謊報失火焚去香料十八萬八千多斤，後來被司禮監少監何進揭發，由給事中張嶽等奉命嚴查，確認所焚並非香料，而是暨盛與商人李欽等盜賣了香料後放火滅跡。世宗這才大怒，把他治了罪。萬曆二十二年（1594），戶科給事中楊恂等在奏疏中，揭露近年馬數減少，而御馬倉額料卻從萬曆初的五萬二千石增至六萬九千石，草從一百九十五萬束增至二百四十萬束。馬房牧地草場，戶部原徵銀五萬多兩，現減少了八千兩，而屬御馬監的徵銀卻由一千多兩增至八千多兩，即增加了七千多兩。不言而喻，這是御馬監恃勢佔奪徵銀地，以多徵得的銀兩塞入自己腰包的結果。
宦官對庫藏甚至有直接偷盜的，如熹宗剛即位時，李選侍賴在乾清宮不走，後在廷臣的壓力下，才匆匆遷出。當時，由於時間匆促，情勢混亂，李選侍的近侍宦官有不少趁機盜取內庫秘藏。其中因暗藏珍寶等物沉重，心情緊張，以致在乾清門外跌倒，把金寶撒了滿地、被當場逮住的，即有劉遜、劉朝、田詔，後來又陸續抓住了王永福、姚進忠、姜升、鄭穩山、劉尚理等人，都是李選侍的近侍。
（4） 宦官對太倉銀及地方庫藏的刮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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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與經濟（8）
宦官刮取太倉銀入內庫，對於明政府的財政來說，又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明史·食貨志》載：明“初，天下府庫各有存積，邊餉不借支於內，京師不收括於外”。英宗時始設太倉庫，收貯各省直派剩麥米，十庫中綿絲、絹布、馬草、鹽課、關稅凡折銀者；以及抄沒的家財，變賣田產，追收店錢，援例上納的銀兩。故又謂之銀庫，歸戶部管轄。成化十七年（1481）十一月，以賞賜費用日多，取太倉銀三十萬兩入內庫供用。十八年（1482）十月，又取太倉銀四十萬兩入內庫。這就開了取太倉銀入內庫的先例。
弘治時，給事中曾昂請以諸布政司公帑積儲徵徭羨銀盡輸太倉，遭到戶部尚書周經激烈反對。周經認為太倉盡刮天下財，非藏富於民之意。但與此同時，內府繼續借口供應繁多，三次取入太倉銀共一百三十萬兩。
正德二年（1507）二月，劉瑾假傳聖旨，派遣科道官查盤天下軍民府庫，令各地把歷年積存的庫存財物全部解送京師。後來戶部尚書楊一清揭露，這批解送京師的財物，實際上有一半到了劉瑾的腰包。內承運庫中官亦屢稱內府財用不足，請支取太倉銀。戶部雖一再加以反對，但無效。《明史·食貨志》載，到嘉靖時，原積有八百餘萬兩銀的太倉老庫，只剩下一百二十萬兩。嘉靖三十七年（1558），令歲進內庫銀百萬兩外，加預備欽取銀，後又取沒官銀四十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