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入內庫。不待言，凡此種種，均足以使太倉匱乏，只好運南京戶部庫銀八十萬兩來補充，並以臨清、德州兩倉積銀二十萬兩撥歸太倉。隆慶中，又數取太倉銀入內庫。隆慶四年（1570）正月，內承運庫中官甚至用沒有署名，沒有印信的空頭札子，傳諭戶部進銀十萬兩。當時戶部尚書劉體乾以真偽難辨，拒絕支付，穆宗朱載還是命令“如數以進”。但當劉體乾提出要承運庫減稅額二十萬兩時，卻被太監崔敏所阻，沒有結果。而劉體乾終因與取銀子的太監一再爭辯，在這年六月，落得個被皇帝手詔勒令閒住的下場。
萬曆時，太倉銀荒更嚴重。二十二年（1594）十一月，戶科都給事中楊恂等，在《看詳月報帑藏盡空等事疏》中稱：“接得太倉總督月糧錢糧揭帖，內開舊管新收與夫各項支放之數，犁然畢具，惟於實在項下，只注曰‘無’”［74］，可見已被搜刮盡了。即便如此，中官溫泰還進一步要求“盡輸關稅、鹽課於內庫”。到了天啟年間，大權宦魏忠賢用塗文輔總督太倉銀庫、節慎庫，崔文升、李明道提督漕運、河道，核京師、通州諸倉。這實際上是把國家的一切倉庫都掌握在自己手裡。不僅如此，對京城外面唯一頗藏金銀珠寶的南京內庫，魏忠賢也不放過，仍“矯旨取進，盜竊一空”［75］。
對於地方的倉庫，宦官亦常常直接間接插手其間。如在江南、浙江建的魏忠賢生祠，就把貯於鎮江府庫的十萬兩銀子，貯於溫州府庫的十七萬兩銀子統統花光了。而這些銀子本來是準備用於備倭等國防急用的。
上述種種積弊雖曾屢被提出，但沒有任何結果。如果說有所反應，那就是有關官員任事的被阻撓，或者得罪。甚至如隆慶初年，內官監太監李芳“任怨稽查”，取得了“一時內庫為之一清，所省歲不下百萬”［76］的成效後，亦逃不脫其他宦官的媒孽，終於受杖下獄，被髮配到南京當淨軍。
崇禎皇帝朱由檢早在藩邸時，就已深知宦官的為害，一上臺就收拾了魏忠賢。但是，作為封建專制的最高統治者，他沒有、也不可能剷除已經深深植根於封建專制主義肌體上的贅疣——宦官，反而在寵信和倚賴宦官的泥轍中越陷越深。崇禎四年（1631），崇禎帝不顧吏部尚書閔洪學等朝臣紛紛的諫諍，命司禮監太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六年（1633），派司禮監張其鑑等赴各倉，會同官員一起盤驗收放。從此以後，宦官們還總理戶、工二部錢糧、監督軍需、軍餉、鹽課……總之，在皇權的庇護傘下，宦官對倉儲的侵蝕，與倉中的碩鼠一樣，從未停止，直至明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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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朝宦官與經濟（9）
3。 歲辦、採辦
所謂歲辦，指每年各地上貢土特產。所謂採辦，則範圍極廣，只要皇帝想起要什麼，就派宦官四出搜求。這種派出宦官徵納、採購宮用物資，押運貢品或到當地監督製造御器，其實質都是利用皇權向地方進行勒索，因而是封建專制主義的一大弊政，也是對社會生產、人民生活的極大禍害。
（1） 歲辦種類之繁，數量之多——以南京貢船為例
據清初致力於研究明史的談遷在《棗林雜俎》記載，南京貢船所裝物品的種類及數量如下：“司禮監製帛二十扛，船五；筆料船二。內守備鮮梅、枇杷、楊梅各四十扛，或三十五扛，各船八，俱用冰。尚膳監鮮筍四十五扛，船八；鯽魚先後各四十四扛，各船七，俱用冰。內守備鮮橄欖等物五十五扛，船六；鮮筍十二扛，船四；木犀花十二扛，船二；石榴、柿四十五扛，船六；柑橘、甘蔗五十扛，船一。尚膳監天鵝等物二十六扛，船三；醃菜苔等物百有三壇，船七；筍如上，船三；蜜煎櫻桃等物七十壇，船四；鰣魚等百三十合，船七；紫蘇糕等物二百四十八壇，船八；木犀花煎百有五壇，船四；鸕鷀、鴇等物十五扛，船二。司苑局荸薺七十扛，船四；姜種、芋苗等物八十扛，船五；苗姜百扛，船六；鮮藕六十五扛，船五；十樣果百四十扛，船六；內府供應庫香稻五十扛，船六；苗姜等物百五十五扛，船六；十樣果百十五扛，船五。御馬監苜蓿種四十扛，船二。共船百六十六隻，龍衣、板方、黃魚等船不預焉。兵部馬快船六百隻，俱供進貢。”但這從基本上來說，還算是有定額。更糟糕的是額外的，不時需索的採辦及隨之而來的種種敲詐勒索。
（2） 採辦、歲辦是公開的掠奪
據《明史·食貨志》載，早在永樂時，買辦顏料，已有“工役繁興，徵取稍急，非土所有，民破產購之”的情況。永樂十五年（1417），內官馬騏到交採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