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索境內珍寶，弄得“人情騷動”。宣德初，巡按浙江御史尹崇高、泰安州稅課局大使郝智等，先後奏稱採買勞擾民間，妨礙農務，靡費甚大。因此，宣宗曾下詔除軍器，軍需物品外，停止買辦，召所差出內官著令還京。但實際上這詔令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具文，採辦鳥獸花木珍異的內官之派遣，並未因此而停止。以吳中為例，宣德時“中使時出四方，絡繹不絕。採寶幹辦之類名色甚多。如蘇州一處，恆有五六人居焉，日來內官，……或織造，或採促織，或買禽鳥花木，皆倚以剝民，祈求無艾”［77］。不僅吳中，其他地方亦有內官之遣。宣德五年（1430），遣內官吉祥持敕前往直隸應天、鎮江等府州縣並湖廣、浙江等處所屬河泊採取魚只等項製造物件［78］。六年（1431）、七年（1432）均遣內使王寵等到長州等縣買辦布匹。這些內官、內使到處騷擾，貪縱為害，虐取於民。長州等縣民人沈多福等，曾聯名狀告內使王寵等六年（1431）來坐買闊白三梭棉布700匹，因本地並不出產，於是“每布一匹，逼價銀三兩”，致“各行賠閉輳數，完足共銀二千一百兩”。七年（1432），王寵等“仍復到來，徵收各縣布價銀兩，但此價已經欽差太監劉寧等盡數封收，抄解去訖。又要各縣重複科派”，以致“民力不堪”［79］。
不過，宣宗朱瞻基當時仍坐朝問事，對民憤太大的宦官，也曾給予嚴厲的懲治。袁琦等的被處死就是顯著的例子。譚希思在《明大政纂要》卷二○載：當時，內使阮巨隊等往廣東公幹，受內官監太監袁琦指使，借採辦的名義，凌辱官吏軍民，逼取金銀等物動以數萬計。事發，宣宗於六年（1431）十二月，下令凌遲“自小隨侍，頗稱使令”，而得以逐步升為太監管事的袁琦，斬內使阮巨隊、阮誥、武莽、武路、阿可、陳友、趙準、王貴、楊四保、陳海等十人。此外，內官裴可烈以貪暴，被逮下錦衣獄拷死。內使馬俊公差還京，至良鄉，聞袁琦事，自經死；宣宗以馬俊亦與袁琦同惡害民，命錦衣衛戮其屍，梟首於市。中官唐受以公差南京，縱恣貪酷。宣宗命錦衣衛逮至京師，獄具，械赴南京，凌遲於市，梟首示眾。宣宗還令都察院揭榜曉示中外：凡內官內使在外，不許侵佔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已經侵佔官民田地及擅造房屋，所在官司取勘明白，原系官者還官，軍民者還軍民。中外官民人等不許受內官內使寄頓財物；有投托內官內使，因而撥置害人者，悉處同罪。因此，在宣德以前，採辦宦官有時也不得不有所顧忌。
二、明朝宦官與經濟（10）
正統以後，隨著皇帝需求的增多，採造不斷擴大，其禍害亦不斷加深。成化時，購書採藥之中官“動以朝廷為名，需索要求，無有紀極，東南騷然，民不堪命”［80］。他們“抑賣鹽引，私採禽鳥，糜官帑，納私賂，動以鉅萬計。……內府物料有至五六倍者”［81］。十七年（1481），中官王敬同奸徒王臣往湖湘、江右、江浙、京東諸郡採藥。這二人以地方無賴二十餘人跟隨，大擾吳越，公然“信意出一紙，錄市人姓名，括取金寶，人無得免”，以致百姓“或挈室而竄，白日閉戶”，市人則“空肆而匿”，甚至郡縣“亦或閉門不敢治事”［82］。其對江南經濟與社會秩序破壞的嚴重程度，可想而知。
弘治時，浙江鎮守太監張慶以進貢為名，每年搜刮百姓財物數萬，而所貢之物仍出自民間。這種採辦——掠奪，雖邊遠地區亦不免。如： 甘肅巡撫羅明揭露邊衛的採辦，是鎮守、分守內外官各遣使屬邊衛搜方物，“競尚貢獻”，實際上是扣軍士的月糧、馬價，或騙取番人的犬馬奇珍，僉派廚役造酥油等物品。及至起運進京時，無不沿途勒索騷擾。
正德年間，劉瑾亂政，更是漁利無厭。由於各地鎮守中官均得分別進貢一二萬金才謀得這差事，因而以“歲辦”之名進行的對地方的搜刮，就成了更普遍的、公開的、幾乎是合法的現象。據《明史·食貨志》載，這時“歲辦多非土產”。如河南鎮守太監廖堂以進貢為名，無名之徵百出，有古銅器、窯變盆、黃鷹、錦雞、獵犬、羔羊皮之類。與此有關的還有拜見銀、須知銀、圖本銀、稅課司銀、出辦椿草銀、扣除驛傳銀、馬價銀、甲首夫銀、快手月錢銀、河夫歇役銀等名色。而左右用事之人，又私於下屬賣馬、賣布、賣紙、賣鈔、賣鋪陳；於沿途抽索客貨。河南巡撫李克嗣曾上疏揭發阻止，但武宗“詔進貢如舊，其下人科取者，禁之”。不言而喻，詔令中第一句是實的，第二句只是官樣文章，所以不但廖堂之搜刮未被遏止，而且後來的鎮守太監還把這作為常規，固定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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