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張溥太過於狂傲。翰林院的規矩，新來的庶吉士見到館長就如見嚴師，見到先進翰苑的前輩要稱晚進，坐在一起開會時只能老老實實坐到角落裡。這和現在軍營裡新兵見老兵，大學中新生見老生沒什麼區別。可張溥大約覺得自己名氣比他們都大，根本不管這一套，替天子草擬誥命敕令時，也語氣太大。同館的翰林當然看不慣，向內閣告狀。首輔周延儒替他好言委婉解釋，而次輔溫體仁恨烏及屋，就說：“他有什麼了不起的，庶吉士本來就是照例培養的後備人才，能成才就留下來，不成才就離開唄，讓張溥走人有什麼難的？”
被內閣二把手批評了，一個新進士本來就應當自省，及時調整心態。可張溥正好相反，他蒐集溫體仁結交宮內太監，重用同鄉等事情，草擬奏稿，讓學生吳偉業上書參劾溫體仁。吳偉業比他的老師腦瓜子清楚，知道自己剛剛進入朝班，去參劾一個內閣二把手實在太有風險，但師命難違，便折中了一下，將張溥的草稿有所增損，改成參劾溫體仁的親信兼同鄉蔡奕琛——當時的一個員外郎。但這事的前因後果怎瞞得過官場老手溫體仁？溫體仁早準備重重懲處張溥，多虧周延儒拉了張溥一把。但張溥已經徹底得罪了內閣次輔溫體仁這一派，再加上李明睿時時找他的茬，他沒法呆下去了，崇禎五年（1632年）碰上葬親，請假回家守制。
吳偉業作為張溥的門生，會元榜眼連捷，讓天下讀書人羨慕。士林盛傳出自張溥門下的人必定能很快發達，這實際上是把一個品秩很低的官員放在火上烤。張溥還在京師的時候，遠近計程車子跑到他太倉的家裡，向著北面遙拜，稱弟子，請掌管復社名錄的人加上自己的名字。等張溥告假回鄉時，來拜見他請他收為弟子的更是絡繹不絕。崇禎五年（1632年），張溥在蘇州虎丘主持復社大會，自己任社長。《復社紀略》載當時的盛況：
“先期傳單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晉楚閩浙以舟車至者數千餘人。大雄寶殿不能容，生公臺，千人石，鱗次布席皆滿，往來絲織，遊於市者爭以復社會命名，刻之碑額，觀者甚眾，無不詫嘆，以為三百年來，從未一有此也！”
本來守制三年，張溥還有機會東山再起，但他作為一個在籍守制的官員，這動靜實在太大了。任何一個專制政權，對民間結社都是十分警惕的，對張溥這類民間意見領袖防範甚嚴，以在野之身，都能影響朝局，要是讓他佔據朝廷重要位置，那還得了。而崇禎六年（1633年），他仰仗的周延儒告老還鄉，死對頭溫體仁升任首輔，張溥就更沒希望重回官場了。
張溥閒居在家最後鬱鬱而終，是個悲劇。歷史上張溥這類志大才高卻終身不得志的文人還很多，蘇轍對他哥哥蘇軾的評價是：才高為累，道大難容。固然說出了一部分的真實原因，但還有一些原因沒有說出來，就是這類大才子，眼高過人，對許多碌碌之輩、鼠蛇之徒瞧不起，不願意引為同道，可官場上更多的卻是這類人。在才氣和志向上，張溥這種人可能高於那些鼠蛇之輩，可在從政的技術層面，張溥這類人往往是低能兒，遠不如他們的政敵。從張溥初入官場的表現來看，他實在不適合從政，過早地被淘汰是很自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