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以至於它被假定為是在剖析女性時無法忽視的一個部分，是一個子宮型的沙漏。 一個妻子產業出現了。意見、指導、謾罵充斥在這個產業中，讓女人們幾乎窒息。年輕的已婚女人接受了種種相互矛盾的資訊：一方面，她們被告知她們有很多快樂並且會在稍後支付其費用，她們還被告知單身生活將是悲慘的，所以她們應該在年輕的時候就放棄工作，趕緊結婚；如果她們想做一個好妻子和好母親，應該爭取政府政策與工作場地的改變。但是書裡講的一些基本道理卻是這樣令人沮喪：妥協、安定、讓你自己溫和下來，而且這樣做得越早越好。 妻性阻力（wifelash）和妻性動力這樣兩種力量在文化中交替作用，混亂不堪，缺乏一致性。它們糾結在一起，難以割裂，彼此間有細微的區分。它們各自代表著一種力量，這種力量在女性進行自我身份的確認時會起到作用，尤其是在對妻子的意義進行定義時。這是一場進行了大約40年之久的戰爭。 在我們考察這場衝突緣何發生之前，先讓我們來回溯一下“妻子”這個詞的意義的變遷——這很像是某種女性的墨跡學考察（Rorschach test）。與一打女人們談論這個詞，已婚和未婚的，你會得到一打完全不同的答案。你將會聽到一些很滿意的回答：“成為妻子讓我的生命充滿了意義”；你還會聽到一些曠日持久的憤恨：“如果能夠重新選擇，我一定不結婚”；你會得到一個平靜的答案：“我不覺得自己是妻子，我只意識到自己是一個母親”；你還會聽到非常適合白天的脫口秀節目的辛辣故事：“當我得知他和我的姐姐有染後，我就和他最好的朋友在我們的床上大幹了一場”；你甚至能知道一些女人們對婚姻已是了無幻想：“我曾經想找一個‘對先生’，但後來覺得一個‘好先生’就足夠了”。 但是妻子的意義超乎個人經歷。它是一個貫穿廣闊風景的文化概念。你會發現“好”妻子，“壞”妻子，虛構的妻子，真實的妻子，歷史上的妻子，神話中的妻子。你會注意到妻子往往會被用形容詞所修飾。這是因為她們經常被一些慣例所評判，這些慣例並無明文說明，但我們心裡都知道。這種情況從前更嚴重些。現在，讓我們來觀察一下這一景象。黛安娜，還有瓊·克萊沃爾（June Cleaver）以及希拉里·羅德漢姆（Hillary Rodham）或者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或者希拉里·羅德漢姆·克林頓（Hilary Rodham Clinton）——這得看你側重於觀察她的哪個階段。我們可以看一下《聖經》中的夏娃是作為亞當的賢惠能幹的妻子，與莉莉絲無疑是衝突的——後者是亞當根據希伯來習俗的富有反抗精神的第一個妻子。切麗·布什·布賴爾（Cherie Booth Blair）、伊莎貝拉·位元恩（Isabella Beeton）、沃利斯·辛普森夫人（Mrs�Wallis Simpson）和約考·奧那（Yoko Ono）。還有人注意到西爾維婭·普拉斯（Sylvia Plath）和瑪吉·辛普森（Marge Simpson）。瑪格麗特·特魯迪（Margaret Trudeau）是加拿大前總理皮埃爾·特魯迪（Pierre Trudeau）的前妻。在這張地圖上，我們還可以見證麥克白女士（Lady Macbeth）、尼克爾·布朗·辛普森（Nicole Brown Simpson）等一系列妻子，伊麗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埃萊娜·西蘇（Elena Ceausescu），伊娃·庀隆（Eva Peron）、麥當娜（Madonna）與弗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始終保持了自身的個性，她的丈夫倫那德（Leonard）富有獻身精神，以致於被稱為她的“妻子”），亨利八世（Henry VIII）的六任妻子，非常不幸的安妮·博林（Anne Boleyn）和凱瑟琳·霍華德（Catherine Howard）失去了她們的腦袋。我們懷著難以言喻的窺視欲觀看每個時代的名人的激動人心的戀愛婚姻，等待著難以避免的必然結局。 我們看到神話般的佩內洛普（Penelope）旋轉不停，我們期待荷馬（Homer）歸來。愛瑪·包法利（Emma Bovary），宿命般地尋找著羅曼史；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把自己放到這一佇列的前端；當麥當娜在把自己塑造為一個為社會所接受的妻子形象後就把自己謀殺了，所吟唱的只能是一曲悲慘的詠歎調。《簡·愛》（Jane Eyre）中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