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稱“這件事證明魚需要一輛腳踏車”。 在婚禮之後接受訪問的時候，斯泰納姆講到了婚姻所具有的獨一無二的地位。“對我們來說，我們需要透過一種方式來表明把彼此交託給對方，”她對《時代》雜誌講到，“如果我們還年輕，也許我們會生一個孩子或者做點別的什麼事來表明我們已經彼此託付。”她提出一個觀點：“26歲結婚是一個保守主義者乾的事，66歲結婚則是一個反叛者乾的事。”因為這時候成為一個妻子不再意味著屈從，“如果我在人們建議我結婚的時候結婚，我會喪失我作為一個公民的許多權利”，她對《密爾沃基日報》（The Milwaukee Journal）的戴維·迪恩（Dave Tianen）說：“現在一份平等的婚姻已經成為可能。” 但是在我們對這一角色表示贊同，認為一個優秀的家庭婦女“政治上正確”之前，先看一下在這場典禮上“妻子”這個詞被賦予了什麼樣的位置吧——畢竟斯泰納姆是一對夫婦中年紀較大、更有影響也更有名的那一個。斯泰納姆和巴勒把他們自己稱作“夥伴”，這個溫和中性的說法表明他們力圖成為一個內部平等的共同體，在這種模式中，沒有對財產所有權的規定，沒有家庭中的奴役，也沒有徵服與屈從。 事實上，巴勒很高興成為一個不是那麼有主導權的夥伴。婚禮之後不久，這對夫婦在《20/20》節目中接受芭芭拉·沃爾特茲（Barbara Walters）的訪問時，巴勒開玩笑說他很少自我介紹是“格洛麗亞·斯泰納姆先生”。（很不幸，這對伴侶共同走過的人生旅程很是短暫，2003年1月巴勒因為腦瘤去世。）
第一部分妻性鴻溝（8）
語義上的一些玩笑話，連同斯泰納姆拒絕稱自己為妻子這一情況，都表明了一個事實：不管法律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妻子這一角色依然還是充斥著各種落後的聯想，就像過去時光留下的一些陰影，又像是舊日生活所激起的迴響。與現代妻子所契合的妻子指令碼依然沒有被書寫出來。 指令碼尚未流傳，至少還不清晰。西方的新娘們在新婚前夕不再讀那些有著一些離奇有趣的書生氣十足題目的書了。——比如《女士們的新年禮物》（The lady’s New Year’s Gift）、《已婚女士的座右銘》（Maxims for Married），還有《年輕女士的朋友》（The Young Lady’s Friend）。在19世紀的時候，當女性移民到達魁北克地區的時候，要接受妻子培訓課程，而現在的女人們是不會經常聽到這種課程的教導了。但妻子學校依然存在。美國勞軍聯合組織曾經在韓國的漢城舉行了一個為期十天的培訓，目的就是為了讓那些準備嫁給美國士兵或美國商人的韓國女人們，對美國的風俗習慣、行為規範以及美國的妻子所具有的法律權益有一個基本的瞭解。與此相似，像大學裡的教員妻子俱樂部還有議員夫人的聚會也是在如何扮演好“妻子”這一角色方面文雅地提供著指導。 “妻子”這一角色還必須遵從一些從未被說出口的規則。我們會有“妻子材料”這個說法來描述那種適合擔任這一角色的女人。這種女人不是在第一次約會時就冷若冰霜，就是熱情似火。她們使人感到愉快，富有獻身精神，工作勤勉，不大喜歡讓太多的人注意到自己。她們願意遵從教導。這些教導往往是透過電視節目、電影、雜誌上的文章悄悄傳達的。這些莫名其妙的資訊把女人們在每一個時期應該取得的成就以編年史的方式呈現出來，教女人們如何找到一個好丈夫，如何讓她們的婚姻保持“熱度”，最後，在離婚的時候如何佔據上風，取得勝利。這樣一幅暗地流傳的指令碼在由《布麗奇特·瓊斯的日記》帶來的方興未艾的狂潮中依然清晰可見。這本書鼓勵女人們成為妻子，熱愛家庭。 這種未被正式呈現出來的密碼非常明顯，如果我們返觀一下妻子受到讚美或者是受到侮辱的景象就會更加明白這一點。第一個例子是希拉里·羅德漢姆·克林頓，20世紀90年代美國的第一夫人。這一時期正是妻性動力和妻性阻力處於平衡的一個時期。這位前第一夫人，像許多在20世紀60年代成長起來的女人一樣，相信自己在結婚後依然能夠有自己輝煌的職業生涯。1992年當她的丈夫在競選總統時，他們一起參加了《60分鐘》（60 Minutes）節目的訪問。她第一次說出了她那句很有名的宣言：“我坐在這裡並不是像一些小女人那樣是為了支援我的丈夫。”很明顯，她的這句話很有點諷刺意味。 羅德漢姆·克林頓試圖表明自己是一個自治的總統夫人，她希望自己對於政府的政策也能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