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丈夫才能描繪夢想，才能制定合約，才能買入或者是售出財產，甚至這財產原本是歸他的妻子所有。一個丈夫，而不是一個妻子，能夠因為失去配偶而去要求賠償——這意味著由於配偶受到傷害而失去的服務、愛情和情誼。如果一個妻子在她丈夫在場時做了什麼不得體的事，會被視做其丈夫的失誤。因為妻子和丈夫被看作一個法律個體，她們不可能揹著對方搞什麼陰謀或者是偷盜屬於對方的財產。因為妻子是丈夫的財產，所以在這個家庭裡出生的每一個孩子也是，不管這孩子生物學上的父親是誰。
第一部分妻性鴻溝（5）
婚姻史專家勞倫斯·斯通（Lawrence Stone）在描述19世紀前夕的英國已婚婦女的境遇時說：“這是一個從自由社會中的個體變為奴隸的臨界點。她的身體，她的財產——不管是不動產還是動產，她的收入，還有她的孩子們全部都因為婚姻被她的丈夫完全統治起來。”在1840年出版的《美國的民主政治》（Democracy in America）一書中，法國人阿萊克斯·德·托克威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表達了由美國的妻子權力受到的限制而引起的巨大震驚：“在美國，女人的獨立因為婚姻而無可挽回地失去了。如果一個未婚女子比其他地方的女人受到更少的約束和限制，那麼一個妻子就要服從於更為嚴格的職責。” 保護是多少世紀以來的女性主義者們為之憤懣的一個焦點問題。在寫於1971年的《女人與公民的權力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and Citizen）中，法國的女性主義者奧麗普·德·戈格斯（Olympe de Gouges）認為妻子應該有離婚和擁有財產的權力。1853年，已婚的女性主義者伊麗莎白·坎迪·斯坦頓（Elizabeth Cady Stanton）給未婚的蘇珊·B·安東尼（Susan B�Anthony）寫了一封信，在信中她這樣寫到：“我感到女人權利的全部問題都集中在了婚姻關係上。”她說因為妻子們對自己的身體缺乏自治。1855年，當婦女政權論者蘇珊·斯通（Lucy Stone）與亨利·布萊克威爾（Henry Blackwell）結婚的時候，這對夫婦宣佈他們已經達成共識：他們的婚姻不需要經過現行婚姻法的批准，因為這種婚姻法“拒絕承認妻子是一個獨立的、理性的存在”。斯通還非比尋常的勇敢——她是美國曆史上第一個拒絕採用丈夫姓氏的女人。 保護的說法還反映出一種觀點：女人天生就是弱者，她來到世界上的就是為了侍奉丈夫，生育孩子。女人們被公共生活排斥在外，她們沒有選舉權，不能擁有財產，不能有公共的事務所，不能擔任陪審員。但是隨著工業革命，妻子這一角色也在發生著變化。事實證明女人們是工廠裡很能幹的工人。已婚女性在離婚後被允許和她的丈夫一起擔任孩子的監護人。有時候，她們還能單獨照顧孩子。到19世紀末的時候，女人們取得了在婚姻破碎後擁有財產的權力，還有許多許可權規定女人們可以控制她們自己的收入。法律在改變，女人們有機會去接受更多的教育，贏得了選舉權。與這個事實保持一致，婚姻權利回應著公民權利，女人們在婚姻裡面有了越來越多的自治。即使早在1920年之前，大多數加拿大女性公民就有了選舉權，一直到1947年她們才不再因為與非加拿大籍的人結婚而自動失去她們的公民權。 儘管如此，妻子這一角色依然帶著女性壓抑的強烈標記。在《第二性》（The Second Sex）——一本出版於1949年具有開天闢地的意義的女性主義的書中，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這位終身未婚的女性做出了一個很偏激的宣言，她說婚姻讓女人們變成了“寄生蟲”：“婚姻是社會為女人們準備的傳統命運”，她寫到，“非但是讓女人們擔任主婦，她的職業使她依靠她的丈夫和孩子；她透過他們得到證明；但是在他們的生活中，她僅僅是一個無關緊要的中間物。不管她受到什麼樣的尊重，她是順從的，第二位的，寄生的。”她堅信，除非到婚姻制度被廢除的那一天，不然性別之間的不平等就會存在：“當我們廢除掉這不符合人性的奴隸制度，以及這一制度蘊涵的一整套偽善後，人類的‘區分’將顯示出真正的標記，人類伴侶將會發現其真正形式。”這一宣言是如此具有感染力和蠱惑性，一些女人於是從不幸福的婚姻中走了出來。很多年之後，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承認他的第一任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