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看了《第二性》之後才迅速地和他離婚的。 在21世紀的女性主義思潮中，妻子作為政治上的被囚禁者成了吸引觀眾的主題。這與政治動盪、民權運動、經濟波動也是驚人的吻合。貝蒂·弗裡丹（Betty Friedan）的不朽論著《女性的奧秘》（The Feminine Mystique）出版於1963年，其中論及知識女性正在成為家庭的俘虜的觀點引起了無數人的共鳴：“在過去的60年裡，我們又回到了原地，美國的家庭主婦又一次被引誘進了松鼠籠子。只是這個籠子現在是摩登的、大農場裡的房子或者是一個很方便的現代公寓，這一形勢並不比她祖母坐在金碧輝煌的大廳裡拿著繡花箍子，氣憤地為女性權力而嘟囔那時候更悲慘。也許她只是被現代家庭主婦這一角色的巨大需要所禁錮住了，因為做一個家庭主婦同時意味著要擔負以下職責：妻子、女侍、母親、護士、消費者、廚師、司機、室內裝飾的專家、幼兒看護者、電器修理者、傢俱改裝者、營養專家和教育者。” 即使弗裡丹承認大多數女性將會結婚，在支撐一個家庭的時候，依賴是一個必須存在的事實，一個妻子裂溝成了一場女權主義運動的開端。“女性優先”因為疏忽被轉化成了“反對妻子”。由弗裡丹和其他一些人於1966年創立的“全國女性組織”（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努力取消妻子與其他女性的區別，她們建議用“女士”來稱呼所有的女人，不管是已婚的還是未婚的。它的意義在於：男人們不用婚姻狀況來分類，那麼我們女人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第一部分妻性鴻溝（6）
在20世紀70年代，當身為一個女性主義者的新聞記者格洛麗亞·斯泰納姆宣稱她將永不結婚的時候，她成了一個女性榜樣。“我透過做一個快樂的不婚者來實現我的人生目標，”她有一次這樣說到，“如果每一個人都結婚，這就不再是一個選擇了。”斯泰納姆說到婚姻時幾乎沒用過什麼好詞，看看她用的那些說法吧：“一種法西斯主義的專政”、“一個奴隸制的莊園”、“一個監獄”，以及一種讓女人變成“半個人”的境遇。她讓這句話聲名遠揚——一個女人需要一個男人就像一條魚需要一輛腳踏車。這句容易記住的說法成了一代人朗朗上口的標語。 斯泰納姆那時認為成為一個妻子對她來說幾乎沒有任何吸引力。她1956年畢業於史密斯大學，曾經有過一個婚約但她很快就解除了。“不想結婚並不需要太多的勇氣”，有一次她這樣講到，“一旦你邁入婚姻，你就沒有別的選擇了，那將是你全部的人生。你用他的姓氏，他的信用記錄，他的社會地位。當週圍有那麼多女人們選擇婚姻的時候，我並不清楚自己何以如此堅持不走這樣一條路。也許是因為我直到12歲才開始上學，錯過了最好的接受訓練的機會吧！” 儘管從來沒有被明確地表述過，結婚看起來很像是對姐妹情誼的一種背叛。在出版於1970年並引起巨大反響的《女太監》（The Female Eunuch）一書中，傑麥瑞·格瑞（Germaine Greer）回應了波伏娃，聲稱“如果女人們想真正改變自身的境況，那麼她們必須拒絕婚姻”。 與此同時，在20世紀的70年代和80年代，妻子的定義也在發生著激烈的變化，以至於那些頑固的傳統主義者對婚姻究竟意味著什麼疑惑不解。女人們不再需要她們丈夫的許可就能開設銀行戶頭或者是開始做一檔生意。“領袖和統治者”的法律，賦予丈夫能夠控制任何家庭收入的權力也被廢止了。一個男人不再被允許從身體上統治他的妻子。丈夫如果強姦妻子會被起訴。女人們在婚後有權力保留自己的姓氏，還可以單獨居住。留在家裡照顧家庭事務的女人們在婚姻解體的時候分到的家庭財產佔有更為公正的比例。 在這些年裡，根據統計數字，妻子們在勞動力中所佔的比例越來越大。根據女權主義者們的論述，這種現象之所以形成是停滯的工資、漸漸以資訊和服務作為基礎的經濟模式和對生育的有效控制一起作用的結果。女性主義提供了一種很有影響力的意識形態對這種社會變更既提供闡釋又以此來鼓舞女性。40年之後，在重新對女性的社會角色進行定位的時候，這種社會變更是獲得良好的聲譽還是受到責備完全有賴於究竟是什麼人在實踐這些言論。 此即有關妻子的種種傳說變得複雜的原因所在，亦是現代妻子的22條軍規萌生之由來。因為絕大多數女性還是會成為妻子，或者說至少在她們一生中的某個階段她們會擔任這一角色。但是這些女人幾乎全部都在家庭之外工作，這一現象導致在將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