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的意思，很認真地去學習黃老哲學。但他又很開明，並不規定自己的兒女們只能讀黃老哲學。所以，劉徹便得以廣開眼界，學習諸子百家的多種學說。
朝政由奶奶主持，劉徹倒樂得清閒。他是個愛思考的人，便繼續多讀點兒書，好解一解自己心中的一些疑惑。總的說來，他覺得祖母所推崇的那些學問，是關於技術方面，是手段和方法的多些。這當然必要，但對治理一個大王朝來說，又是不足夠的。比如《孫子兵法》，是對用兵技術的研究，而不是關於為什麼要用兵的學問。手段的學問固然重要，但這是根本性的嗎？如何用兵是重要的，為什麼而用兵，難度不是更重要的嗎？只有明白了為什麼而用兵，才能知道要如何用兵吧。
前135年，竇太后駕崩，漢武帝親理朝政。此時少年壯志，正想幹一番大事業，實在不能把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主持朝政數月後，漢武帝便下詔徵集“舉賢良”對策。
時有大儒董仲舒，連對三策解答了漢武帝的疑惑。
董仲舒對的第一策，是天人感應論。他認為，上天是有生命的，天和人可以互相感應，災異就是天與人的對話。他說：若王者將王天下，天必出現徵兆，即“受命之符”。
第二策對的是黃老哲學無為和孔孟哲學有為的向題。武帝疑惑，堯舜之時無為而治，天下太平。周文武勤勉工作，甚至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同樣天下大治。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異？董仲舒對的是兩人所處的歷史條件不同。堯舜時眾聖輔德，賢能佐職。周文武時紂在上，尊卑混亂，百姓散亡。
第三策是關於古今之道。漢武帝問有沒有一個萬古不變，有利而無弊的經常之道。董仲舒回答說：“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這是有的。
最後，董仲舒建議漢武帝：“所有不在六藝之科的，所有不屬於孔子之術的，都應該杜絕，不讓它們與儒學有相同的地位。”
為什麼呢？因為春秋大一統，就是天地之經常之道。諸子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造成社會思想混亂，致使國家法制數變，令百姓無所適從。唯有獨尊儒術，才是走向未來之正道。
治國齊家，守疆保土，不能只講利益，而必須要有集體的精神追求。“禮、義、廉、恥、仁、愛、忠、孝”，國家需要的，不能僅是會使用手段的人。具有忠信仁義觀念的人才，才是國家真正需要的人才。他決定採納董仲舒的建議：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從此“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如果說秦始皇給了中國一個偉大的國體，漢武帝則給了中國一個高貴的靈魂。一個民族，就這樣形成起來了。在“獨尊儒術”的政策下，一個勤勞勇敢，一個有著自己精神追求的偉大民族誕生。這個民族，就是漢族。
第二十二章
漢武帝“獨尊儒術”的政策一經制定下來，王朝上下，狂吹起大學儒學之風。上層貴族就不必說了，下層人士雖然不識字，因為孔門儒生都有開學授課的傳統，所以，他們即使是不識字的，聽講得多了，對儒學便有了同樣的感覺。
孔子素有“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之美稱，孔子故世後，數千弟子各散東西，各自傳學。《韓非子·顯學》篇說：“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會胡仲良氏之儒，有也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
孔子述而不作，各弟子各有所傳，理解不同，而轉述有異，形成八個較大的不同派別。比如，解釋孔子所編《春秋》，就有由七十二賢之一的子夏的學生，公羊高傳的《公羊春秋》，以及子夏的另一個學生，穀梁赤傳的《穀梁春秋》等，子弟們的釋經，豐富了儒家的典籍。
儒家原有六大經書：《詩經》、《尚書》、《儀禮》、《樂經》、《周易》、《春秋》。各派弟子不僅止於釋經，他們還有新著述，拓展了儒家經典的領域，使之更廣闊、更深厚。如七十二賢之一的曾子所作《大學》和《孝經》，曾子的弟子子思所作《中庸》，子思的弟子孟子所作《孟子》等等，均是重要的儒家新作。
項羽焚秦宮後，儒家經典丟失了不少，儒家六經中，《樂經》失傳了，只剩下五經。孔子最傑出的學生顏回，他是最能領會孔子的*思想的。可惜他傳的那一派儒學，已經全部失丟。在傳世各儒中，孟子發展了孔子的“仁政”思想，提出“民貴君輕”的民本主義理論，可以說是最正宗的孔子思想繼承人。
由於儒家典籍豐富，又散失較多，為響應漢武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