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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見山濤給人一種外表渾厚，親近平和，內涵機敏而處事靈活印象；且識見不凡，襟懷坦白，氣度恢宏，有雅量，能容人。事實也確實如此。他識見不凡，表現在每遇大事有主見，政治嗅覺極為靈敏。司馬懿與曹爽爭權，他隱身不仕，以旁觀者眼光靜觀事態發展。直到曹爽被誅，司馬氏獨掌朝權，勝負已成定局，他才傾心依附，直至成為司馬王朝重臣。司馬昭被封晉王，欲立次子司馬攸做世子，山濤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地支援長子司馬炎，當面勸司馬昭說：“廢長立幼，違背禮儀，是不祥之兆。”經他和朝中其他大臣力爭，終使晉王改變主意，下決心把司馬炎立為世子，此舉贏得司馬炎衷心感激和信任。西晉立國後，成為開國皇帝的晉武帝司馬炎一直把他視為股肱之臣而倍加重用。魏元帝景元四年（263年），司馬昭下令滅蜀，僅三個月不到時間，蜀漢劉氏政權便告滅亡。司馬昭原定三年後滅吳，但實際滅吳時間是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前後相差十七年。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其間經歷了廢魏立晉，王朝更替複雜過程。曹魏保守勢力和司馬氏擁戴力量經歷了殊死搏鬥，司馬炎需要集中力量首先穩定內部。時任尚書右僕射的山濤對這一點看得很清楚，他曾退朝後對別人說：“外患既除，便有內憂，既如此，不如現在放棄伐吳，保留外患，換取內部安寧，不也很合算嗎！”山濤說的果然不錯，西晉太康元年（280年）滅吳，此後不到十年，便於晉惠帝永熙元年（290年）發生八王之亂，皇室內部相互殘殺，國家政權被推向崩潰邊緣。晉滅吳後，晉武帝為了減輕人民負擔，下令解除州郡兵權。大量裁減州郡兵，農民得免沉重的地方兵役，有利儘快恢復農業生產，這當然是件好事。但也無形中減少了地方武備，以至*發生便無力應對。山濤曾就此向武帝進言被拒絕，晉惠帝永寧以後盜匪群起，地方州郡沒有兵備而無力*，天下因此大亂。以上種種，足見山濤政治上的遠見卓識和洞察能力。 。。
三
山濤最讓人津津樂道的還是他為官清正、敢於擔當、有所作為和幾乎不倒翁式的官場人生。確實，文人做官曆來被自命清高者所不齒，尤其與篡魏謀逆依靠血腥屠殺手段建立政權的司馬氏集團合作，簡直就是同流合汙，罪大惡極！但是試問，自古至今任何政權的建立，都毫無例外如同新生嬰兒呱呱墜地，在出世的同時總要伴隨大片鮮血流淌。司馬氏集團固然以陰謀起家，靠陰謀奪權，但歷史上又有哪朝哪代奪取政權是光明正大，堂而皇之，即所謂陽謀手段取得的？
平心而論，西晉政權初立，也確實做過很多好事實事，革故鼎新，利國利民，使自漢末三國時代以來久遭破環的社會生產力得到一定恢復發展。如罷州郡兵，農民解脫地方兵役之苦；廢屯田制，立佔田制及與之配套的課田制；改革稅賦；王公官員限田；恢復戶口制度；修改律令，減少罪罰等。所有這一切，都充分顯示了新生政權較之舊政權的極大進步，所以山濤與新政權合作態度並無所謂忠奸之分，也不存在曲直是非的承擔。新的社會需要德才兼備者出來管理，新生國家需要秉直公正的官員為民造福，有良知敢負責任的知識分子出來做官是時代所需，大義所在，理所當然，對於山濤也不例外。長期以來人們指責、貶低山濤，主要說他不該效力司馬氏。但從他四十歲起至七十多歲長達三十餘年的仕途歷程看，他對國家、社會和人民的貢獻以及知識分子自我價值的實現，都遠比醉臥山林，虛名清高意義重大得多。
山濤先任尚書吏部郎，後長期擔任吏部尚書。負責為朝廷選賢任能、考核評價官員。能夠做到恪盡職守，任人唯賢。他擔任選官十多年，每有官位空缺，總要選擇才能、資歷相當的數名備選人員呈報皇上，任由皇上對比使用。知道皇上有所決定後，才一定依照皇上之意，把相應人選排列前面公開優先推薦。但這往往和朝中大臣意見不相符合，甚至造成誤會；認為是在徇私舞弊，有所貪鄙，為之 在武帝面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