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心，對我和藹又有耐心。我們初次見面，他就很友善，談過幾分種後，他帶著我去見國際商學專業的博士指導員奈教授。那是一個看起來年輕，長得帥氣的教授，他也很客氣，向我介紹了情況，並作了學業的指導和安排。 在與奈教授談話結束後，我就在國際商學的辦公室，與剛結識的秘書璐比小姐聊了起來——我想多瞭解一些情況。
商學院有四位國際商學的專業教授，但兩位教授已暫時離校：丹尼爾博士正在歐洲作訪問學者，他是這一領域的著名學者；克里西博士是國際金融教授，已請了一年事假，正在紐約的一家國際銀行工作。其他的兩位教授，一個就是我剛見過的奈博士，另一個是崔博士。 正在說話間，外面進來了一箇中等個子的亞裔中年人，長著很有韓國人特徵的方形臉，臉上所流露的是那種師道尊嚴的傲然。 璐比小姐馬上說：“這就是崔教授。” 我已透過學校資料對他有一些瞭解，他是國際商業的主要教授之一，早年畢業於韓國大學，又到美國留學，完成碩士和博士學位教育後，就一直在賓州大學任教了。 我那瞬間的感覺，如同他鄉遇故知。我恭敬地站起來，先自我介紹，又對他表示了仰慕之意：“崔教授是我們亞洲人中的佼佼者。由於東、西方在文化和語言上的極大差別，亞洲人走商科的學術道路不容易，您能夠這樣在學術界崛起，是我學習的榜樣，希望崔教授今後多多指教。”
“不要說這些，我知道你們中國人就喜歡拉關係，我不吃這一套。”崔教授不客氣地說，他的臉平淡得連肌肉也沒有抽動一下，“不要指望我會因為你是亞裔學生，就會特殊照顧，我是一視同仁，對所有學生都是一視同仁的。” 當時的我，真有一種拍馬屁卻給馬踢了的感覺，但還是畢恭畢敬地聆聽著他的教誨。 可是，我也頗感意外，因為這是美國。我們若觀察美國現代文化，就不能不注意到它那種人權和人道主義的強烈色彩。是因為農奴制和種族歧視的過去，是因為祖上作的孽，才有今天美國的負罪感，也才形成那種矯枉過正的社會傾向。美國社會對偏見和歧視極為敏感，即使那只是屬於苗頭現象。
比如說，我們中國人在聊天時，經常會談論，說河南人怎麼怎麼地，上海人怎麼怎麼地…… 這種說法，在美國社會，特別是在有教養的美國人中，是很少聽到的。因為把人按類分別，建立標準，這本身就是成見（Stereotype）和偏見（Prejudice）。我並不是說美國人沒有成見和偏見，只是說，他們即使有這種想法，也不會輕易地表露出來，因為這反而顯得自己教養不夠。這不能算虛偽，而是在特定文化下的社會行為規範。 所以，當我聽到崔教授把中國人定型為“喜歡拉關係”——不管對與不對，就覺得很意外，這種一概而論不符合美國的主流文化。而且，我們初次見面，他就已表現出那種毫不掩飾的敵意，這更使我感到吃驚。我遇到過形形色色的美國教授，他們有好有壞，但起碼在表面上很客氣。這使我產生了一種不祥的感覺。 以後，我對崔教授更瞭解了，知道他完全把自己看成美國人了——儘管他說英語帶有明顯的韓國口音，而且他表現出的那種強烈偏見也是美國人中少有的。
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弱者的抗爭
過了不久，我又遇到了另一國際商學博士研究生徐寧，一個挺秀氣漂亮的中國女孩子，思路敏捷，善於談吐，看起來就是女強人型別。她畢業於北京經貿大學，在一所美國大學拿到MBA學位後就來讀博士了，她已入學兩年了。都是中國人嘛，初次見面就感到親近，而且她為人很熱情，給了我很多積極的建議。我們很談得來。
那時我人生地不熟，就急切希望能從徐寧處瞭解情況，她也很樂意地向我作起介紹。聽起來，總的評論還是不錯的。但當談到崔教授，徐寧就表露出極大的不滿。他自負、固執，有極度偏見，而且對她進行種種刁難。 有些事情乍聽起來都是難以置信，但我已有過不愉快的經歷了。我告訴了徐寧我與崔教授的初次接觸，她告誡我要小心，說崔教授敵視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 那次談話後，她又多次向我傾訴。她與崔教授的矛盾越來越激化。最後她忍無可忍了，正式向商學院領導提出投訴——她指控崔教授歧視女性、對她不公正的待遇。她說崔教授由於歷史原因（指朝鮮戰爭中，韓國與中國是交戰國），特別歧視中國學生。 在她提交正式投訴後，商學院就成立了一個由行政、教師和學生代表共同組成的仲裁委員會，此委員會將舉行聽證會，在聽取原告、被告和第三者證人的證詞後，要作出裁決。徐寧把我也列為證人之一，我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