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特茅斯大學，每個部門都會給學生提供一些勤工儉學的機會。像餐廳、圖書館、商店的工作人員，相當一部分是在校學生，如果有一技之長，學生還可以擔任電腦中心程式設計師或者校報的記者和編輯等等。我們很清楚，勤工儉學的目的不只是“賺錢”，更多的是學會自立，瞭解社會。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學校劇院裡做舞臺制景。 因為其他的緊俏工作早就被別人搶光了，只有這個舞臺制景，沒有名額限制，沒有資歷要求，甚至不用面試就會透過。
第一次做制景，是給一部音樂劇。我下課後，匆匆趕往劇院，氣喘吁吁的到達後臺時，主管已經開始分配工作了，因為來得晚些，我無從挑選，能做的只剩下調燈。主管問我，有沒有恐高症。因為找工作心切，我的回答很堅決，高度對我沒有任何障礙。就這樣，我跟著主管開始爬“天梯”。天梯是鐵質的，就像工廠煙囪上的梯子，很細，很高，幾乎與地面呈90度。藉著昏黃的燈光，我緊緊扶著兩側的扶手，目不轉睛地盯著腳下的隔板，慢慢的往上爬，不敢抬頭往上看，更不敢低頭看下面。要說不害怕，那是在自欺欺人。
來到劇院的最高處，主管開啟電燈，在燈火通明中，我看到連線鐵梯頂端的是一條向各方延伸的廊橋。廊橋大約兩人寬，前後左右，到處掛滿了射向不同角度的舞臺燈。扣上繩索，緩緩地深深地呼吸，只能自己安慰自己，然後聽從下面的指揮要求，調整燈的角度和位置。面對巨大的壓力，人總有無限潛能可以被激發。最後，真是驚魂未定，手心裡浸滿了冰涼的汗水，有驚無險，我臉上掠過一絲苦澀的笑。
此後，幾乎隔上兩三天，我就跑到圖書館裡去詢問訊息，甚至到後來整個圖書館都知道了，一個新來的中國女孩在瘋狂的找工作。
讓我慶幸的是，一個月後，我心滿意足的成為了閱覽室裡“白領階層”的一分子。再後來，因為我的數學成績優異，受聘到數學系協助老師們批改作業。
走進華爾街
離開北京以前，“投資銀行”這個詞從來沒有在我的世界裡出現過。直到在達特茅斯唸書，才第一次對頭頂無限光環的投資銀行有了模糊的概念，因為高年級的同學總是一批一批前仆後繼，削尖腦袋費盡周折，希望能在那裡佔據一席之地。彷彿搖身一變就成了投資銀行家，身份就會高人一等，財富就會滾滾而來，生活就會充滿陽光，連醜小鴨都會變成白天鵝。
記得四年級一開學，我便身不由己的捲入了一輪又一輪的面試漩渦中。已經到了11月份時，還在零下20多度的冰天雪地裡，穿著西裝短裙和薄薄的*，披著黑色長大衣，在漢諾威旅館和教室宿舍間來來回回，奔走穿梭。
漢諾威旅館是投資銀行來學校進行前兩輪面試的地點。那陣子，旅館每一層的走廊裡都擠滿了要面試的學生。
第一次面試是和第一波士頓公司的一位副總裁，讓我講自己的經歷，讓我說怎麼樣團隊合作。我就跟他講：我在人民大學是怎麼軍訓的，我們在團隊成員的相互幫助下，我們如何在泥沙混雜的壕溝裡匍匐前進，如何在烈日當空時俯臥打靶，如何在漆黑的夜裡輪流站崗值班，如何在睡夢中被哨聲叫起緊急集合。最後他對我的回答很滿意，後來聽說，他回到公司後，在辦公室裡逢人便說，他在達特茅斯發現了一箇中國女孩，所以，當我去紐約參加他們公司的最後一輪面試時，好幾個陌生人竟然對我說：“原來那個中國女孩就是你啊。”後來，我因為選擇了摩根斯坦利而謝絕了第一波斯頓的聘任。
在一家投行的前兩輪面試中，通常要接受五六個人的“拷問”，到紐約參加最後一輪面試，則要在一天之內至少見8個人，幾乎每個人都不按常理出牌。我總在告誡自己，不懂的千萬不能裝懂，不知道的更不能胡編亂造。
參加摩根斯坦利的最後一輪面試，有一位分析員面無表情的與我握手寒暄後，問我工資是願意按年支付還是按月支付，搞得我一頭霧水，還好我拿出了書本上學到的實際利率計演算法應付過去。可是那位分析員緊接著問我，到底什麼才是實際利率、現在的聯儲基金利率是多少、通貨膨脹率是什麼水平。這一次，我還真的就被難住了，我實在想不透，何苦這麼咄咄逼人呢？沒辦法，我自能回答，對不起，我不知道，如果需要，我會回去查清楚後打電話給他。她又問我，有9個硬幣，有一個重量和其他的不一樣，用兩隻手，最多幾次可以找出這枚特殊的硬幣。慶幸的是，這個題目我已經做過，當然要假裝出思考的樣子，停上幾秒鐘後，回答出正確的答案：三次。她又接著問我，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