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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節：不平等帶來的憤怒（20）
如果我們審視其他的積極參與全球化的發展中國家，則會發現它們的收入分配狀況的變化方向不一。杜大偉（David Dollar）和阿特·克拉埃（Aart Kraay）在一篇知名的文章中指出，對外貿易促進了經濟增長，窮人從收入提升中獲得的好處與富人的比例相當。這項研究的基礎是137個國家，結果發現最底層的20％的人平均來說從增長中獲得了同比的收益。很有趣的是，這與人們之前普遍接受的觀點相反，傳統的看法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蒙·庫茲涅茲最早提出的，他認為社會不平等會隨著增長過程首先惡化，然後再逐漸改善。巴拉在後續的分析中認為，實際上庫茲涅茲是對的，杜大偉和克拉埃的計算出了差錯。後來的證據顯示，增長中的經濟體的不平等狀況有輕微擴大。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庫茲涅茲的假說的確成立，經濟增長對於窮人來說也比停滯不前要有利得多。
現在可以明確的是，窮人也會從增長中受益，越南就是個有意思的案例。調查發現，在1992～1993年位居貧困程度最底層的5％的家庭，其中的98％的收入在6年後有所提高。同樣的貧困減少的現象也在20世紀90年代的烏干達發生了。然而，這方面還有兩個要點需要注意：首先，即使如杜大偉和克拉埃說的那樣，窮人能夠從收入增長中獲得同比例的好處，但絕對收入的提高幅度還取決於他們最開始的收入份額，這對經濟增長有利於窮人的程度有著重要影響；其次，窮人能否從透過外貿來刺激的經濟增長中獲得更多好處，還取決於一個國家的比較優勢。對於東亞國家和拉美國家在採納外向型發展策略時的不同經歷，比較優勢的理論能夠提供解釋。
標準的理論和經驗認為，自由化政策對於相對豐富的生產要素的收入提高有利。在東亞各國，初始的比較優勢是廉價的勞動力，因此國際經濟一體化對於提高窮人的相對收入特別有利……總體而言事實也的確如此。而在拉丁美洲，那裡的土地資源更為豐富，工資水平相對較高，歷史上奉行的保護政策的目標是把收入從農業部門轉向產業工人階級。在此情況下，從理論上可以預期，自由化會導致社會不平等狀況擴大。中國和其他東亞國家進入世界經濟分工之後，拉丁美洲的非熟練勞動力受到的負面影響可能還將繼續擴大。
高收入國家內部的不平等
讓我們將注意力從發展中國家轉向發達國家，這裡的實際情況更加清楚：大多數高收入國家的收入不平等狀況惡化了。在差距沒有拉大的地方，則容易出現較高的失業率。另外，這些國家的不平等的惡化更多是因為相對工資的變化所致。這與發展中國家的情況不同，發展中國家的工薪階層往往屬於地位較高的階層，特別是在現代產業部門就業的人。發達國家的熟練勞動力與非熟練勞動力的相對收入的比例在擴大，這在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早期的英國和美國表現得非常突出。特別是在美國，〃差距擴大非常嚴重，低技能群體非但沒有獲益，甚至可能受損。在1973~1998年中，儘管勞動力總體上獲得的真實收入有了大幅度增加，但低技能勞動力的真實工資水平卻沒有顯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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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節：不平等帶來的憤怒（21）
熟練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