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委）。蘇魯豫區黨委的主要領導成員有：白子明為書記，郝中士為組織部長，馬宵鵬為宣傳部長，孫衷文為青年部長，陳籌為政
府工作部副部長，蘇魯豫區黨委下轄湖邊地委，肖宿永地委、魯西南地委和單縣中心地委、沛縣中心地委、豐縣直屬縣委等地區和單位。在這期間，由於各地游擊隊大部升級，參加主力部隊，蘇魯豫支隊迅速發展，編為四個大隊（相當於團）分散活動。第一大隊由支隊政委吳法憲率領開赴蘇北、銅山、睢寧一帶活動，第二大隊由支隊司令員彭明治率領挺進隴海南路肖縣、宿縣、永城地區活動。第四大隊由支隊付司令員梁興祚（兼大隊長），支隊政治部主任（兼大隊政委）率領，在湖西中心區配合區黨委活動，蘇魯豫支隊在地方游擊隊和廣大人民群眾的配合下，打了不少勝仗。蘇魯豫邊區局面開啟了。隨即在黨領導下，開始建立抗日*政權，一九三九年五、六月，湖西地委所屬的魚臺縣建立了第一個抗日*縣政府，選舉遊擊第二總隊司令李貞乾為縣長。正在這時，令人寒心的“肅託事件”發生了，破壞了蘇魯豫邊區的大好形勢，給我黨所領導的抗日救國事業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失。
二“肅託事件”是怎樣發生的
湖西肅託事件”的發生，不是偶然的。康生一九三八年一月所
寫的《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幫》一文，在延安《解放》第二十九和三十期發表，不久這個檔案傳達到山東和蘇魯豫邊區，受此影響，在蘇魯豫邊區發生“肅託事件”前後，在山東的其他地區，如臨沂、郯城、泰山，膠東等地，都曾發生過‘託派”案件。對這些案件究竟如何評價，筆者沒有調查研究，不敢妄加置詞。但湖西“肅託事件”卻是一個驚心動魄、駭人聽聞的冤案。湖西“肅託事件”首先是從湖西地委發生的。
湖邊地委根據區黨委的指示，為了適應抗日武裝鬥爭和根據地建設的需要，開辦了一個幹部學校，內分軍政隊、*隊和青年對，幹校的負責人是地委宣傳部長袁汝哲，實際是掛一個名，並沒有管理幹校的工作，幹校的日常工作交由一個非黨員魏定遠負責。因此，幹校內的政治思想工作相當薄弱，深入的思想政治教育和軍政教育較差。來幹校學習的學員，絕大多數是愛國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抗日救國的熱情很高，有為國捐軀的志願，但又缺乏無產階級和革命隊伍必要的組織性和紀律性，思想易於浮動，在學員中組織有文藝團體，寫文章，發表自己對時局的看法和志向，並經常向區黨委出版的報紙《團結報》投稿。在“七七”事變兩週年和臨近畢業的時候，他們給在別處工作的同志朋友寫信，談論畢業後到何處工作的問題。這時，有一部分學員在議論要不要服從組織分配，到自己不願去的地方和單位工作的問題，由於幹校平時的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竟然沒有人發現這種思想動向，當然也就談不上及時教育和糾正了。結果這種思想和議論，隨著畢業時間的臨近，逐漸蔓延開來，特別是從沛縣來的學員，不願留湖邊工作，要回沛縣去，說那裡有新的共產黨，也可以加入。同時又發現在學員中有“同鄉會”的組織。學員中的這類現象，在當時情況下，並不奇怪。以為我們的黨組織處於秘密狀態中，他們對共產黨並不真正瞭解，一般說來，不少人對黨組織都還有一種神秘感，他們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出現一些奇談也不足為怪，至於“同鄉會”的組織，這在過去在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很加強對這些學員的教育，使他們能夠正確對待這類問題。
但是，湖邊地委的幾位領導者，發現這種情況後，卻大驚失色，以為出了天大的事，斷定這是出於敵人的破壞造成的。在當時民族鬥爭中階級鬥爭錯綜複雜的形勢下，這種可能是存在的，如果失去這種警惕性，那是要吃大虧的。但是作為地委頓領導者，面對已經發生的情況，必須認真地井下調查研究，弄清事實真相，按照事件本來到真實情況，作出實事求是的結論，才能作出正確的處理。可是湖邊地委領導者沒有這樣做，他們在主觀主義思想的指導下，進行了所謂的“調查”。他們發現主持幹校工作的教員，魏定遠對學員的某些錯誤言論和行為報支援態度，又加上魏定遠過去曾在沛縣工作，與某些沛縣來的學員較熟，於是就進一步斷定魏定遠居心不良，一定是這一潮流背後組織者和煽動者。據此，地委經過調查後決定對魏定遠進行審查。接著便蒐集魏的材料。根據1940年《關於蘇魯豫邊區肅託鬥爭的總結報告》的記載，魏定遠的罪惡主要是：
（1）組織同鄉會，在學員中進行秘密活動，使他們不聽從學校的分配，煽動回鄉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