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局開會的地點——上海鬧市中心四馬路（福州路）天蟾舞臺後面的447號。會議上，他負責記錄，但也有權提出問題。他“發言不多，但發言和提問都很有分量。他雖沉默寡言，但說的話深入淺出，容易懂”。會議過後，他還要負責起草一些檔案，檔案的一切處理過程都由秘書長負責，還要負責管中央機關的秘書處工作。所以，他不但“管的事多，而且責任很大”。
當時的鄧小平裝的是有錢人，有時穿長袍、戴禮帽，他還在上海五馬路清河坊開了一個雜貨鋪，賣香菸、肥皂、洋火等，作為職業掩護。在當雜貨店老闆前後，他還當過古董店老闆。可以說，作為秘書長，他相當熟悉上海的大路、小路、街巷弄堂，特別是秘密機關所在的那種四通八達的弄堂。但是，三年多他“沒照過相，連電影院也沒去過”。
在那種白色恐怖的秘密環境中，要求工作人員必須大膽、心細、鎮靜。鄧小平給別人留下的很深印象是“非常鎮靜的、非常謹慎的，而且可親得很”。“性格挺好，平易近人”，“愛吃辣椒”，“愛講話，也愛開玩笑，但很文雅”。
李維漢後來回憶：1928年黨在莫斯科召開“六大”，“我和弼時受命留守中央，中央秘書長是鄧小平。從1928年4月開始到同年9月新中央負責人回來的時間。”“當時，每天上午9時，我、弼時和小平碰頭處理日常事務”。
鄧小平在上海做地下工作，非常艱苦、危險，用他的話來說，“那是吊起腦袋幹革命”，他不幸遇到幾次危險，最嚴重的有兩次，結果都被他幸運地躲過去了。後來他回憶說：
我在軍隊那麼多年沒有負過傷（3）
“一次是何家興叛變，出賣羅亦農。我去和羅亦農接頭，辦完事，我剛從後門出去，前門巡捕就進來，羅亦農被捕。我出門後看見前門特科一個扮成擦鞋子的用手悄悄一指，就知道出事了。就差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後來羅亦農被槍斃了。
“還有一次，我同周總理、鄧大姐、張錫瑗在一個房子裡，那時我們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發現了周住在什麼地方，要來搜查，他們通知周恩來，當時在家的同志就趕緊搬了。但我當時不在，沒有接到通知，不曉得。裡面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門，幸好我們特科有個內線在裡面，答應了一聲要來開門。我一聽聲音不對，趕快就走，沒有出事故。以後半年的時間，我們連那個弄堂都不敢走。”
有人評價鄧小平時，說他“敏銳”、“機敏”，毫無疑問，三年多的秘密地下工作，無疑培養了鄧小平審時度勢，機敏過人的工作風格。在複雜的對敵鬥爭面前，必須要有豐富的經驗、過人的智慧、不凡的膽識、周密的方法。當時，軍警匪特用盯梢、跟蹤、追捕、密捕、槍決等手段對付中國共產黨人，難怪鄧小平一再講：“那時候很危險呀！半分鐘都差不得！”
人們常常說鄧小平一生中是“三落三起”，實際上，在此之前，他在黨內路線鬥爭中就受到過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冷遇，這件事發生在百色、龍州起義之後（第二次向黨中央彙報時），到中央蘇區之前，地點是在上海，具體時間是1931年2月至6月。在此，有必要簡介一下他於1930年1月第一次向黨中央彙報工作的情況。
1930年1月的某一天，鄧小平奉命從廣西返回上海，向黨中央彙報幾個月前他在廣西做上層統戰、組織農民、發動起義、建立紅軍的工作情況。當時的《軍事通訊》第二期上刊載的《對廣西紅軍工作佈置的討論》，詳細反映了彙報和討論的情況。
這期《軍事通訊》的編者按語為：“因為廣西這個轉變是在全國範圍內最有組織最有意識的一次兵變，站在目前應擴大全國兵變的意義上，發表這個記錄，把這次兵變所得的教訓和經驗傳播到各地方黨部是很重要的。因此我們把這個記錄全面發表了。”
在這次會議的記錄中，雖然沒有明確記載報告人是鄧小平，但根據內容可以判定，這次關於廣西工作的詳細彙報，和對今後工作的設想的發言人就是鄧小平。
3月2日，黨中央透過中共廣東省委轉給紅七軍前委一份指示，其中說道：“小平同志來，對於過去廣西軍中工作及轉變情形有詳細的報告，除與小平同志詳細討論許多具體問題由他面達外，更有下面的指示。”指示批准成立紅七軍前委，成員有鄧小平、陳豪人、張雲逸、李謙、韋拔群、雷經天、何世昌，鄧小平為書記。同時，任命張雲逸為紅軍第七軍軍長，鄧小平為政委。
從上述情況看，黨中央對鄧小平的首次赴上海彙報廣西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