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況很重視。給予很高的評價。對鄧小平也是重用的。這次上海之行一個多月，去也匆匆，回也匆匆，2月7日，他回到廣西龍州。
1931年2月間，鄧小平再次趕赴上海，第二次向黨中央彙報廣西工作特別是紅七軍活動情況。他一邊等待著向黨中央負責同志當面彙報，一邊埋頭寫紅七軍工作的書面報告。鄧小平當面彙報不容易，就只好用書面來代替，結果，17000字的《七軍工作報告》於4月29日完成了。
奇怪的是，當時堅持“左”傾路線的黨中央領導人，既沒有安排聽取彙報的時間，也未安排鄧小平的工作，只是隔段時間，派交通員去看望一下，鄧小平也只是每月從地下交通員手中領取一些生活費。他被放在一旁冷落起來。
鄧小平沒有料到，也趕到上海向黨中央作彙報的前委委員、原紅七軍政治部主任和另一位紅七軍幹部，已於3月9日和4月4日分別寫了關於紅七軍的書面彙報，其內容和鄧小平的書面彙報有很多不同。
鄧小平更沒有料到，他來上海以前，中共中央在共產國際代表米夫操縱下，於1931年1月7日在上海秘密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確定了比“立三路線”表現得更為“左”傾的錯誤路線，組織上，王明、博古等一些缺乏中國革命經驗，照搬外國經驗，套用馬列主義的幹部擔當了黨中央主要領導職務。在強調“革命高潮”、“進攻路線”、“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城市中心論”的聲浪中，百色起義、龍州起義以後，紅七軍在全國革命低潮形勢下轉戰千里遭受嚴重損失的情況反映，顯得多麼不協調啊！
我在軍隊那麼多年沒有負過傷（4）
4月、6月，黨中央政治局委員顧順章、總書記向忠發相繼叛變，雖然周恩來、陳雲等處變不驚，機智採取應變措施，但畢竟使黨中央機關遭受了很大破壞。可以說，堅持“左”傾路線的領導者，也實在是自顧不暇，哪還有心思去聽鄧小平的彙報呢？隨著這些領導者在黨中央打著“反右傾”旗號實行宗派主義，對持不同意見者展開過火斗爭，甚至實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一批有實際革命鬥爭經驗，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幹部，都程度不同地受到排擠，那麼鄧小平遭到冷遇也就在所難免了。
鄧小平也實在沒有料到，黨中央在“左”傾領導者主持下，竟置紅七軍前委書記、政委於不顧，於5月14日直接向紅七軍下發了《中共中央給紅七軍前委的信》，指責紅七軍路線“很明顯的是立三主義的盲動冒險路線，但同時又充分的表現出這條路線所掩蓋的右傾機會主義與富農路線”。對紅七軍領導人也不信任：“我們認為，在立三主義‘左’的言詞之下，右傾機會主義的本質與富農路線，沒有像前委的領導表示得明顯的了！”既然“左”傾領導者把持的中央是如此態度，鄧小平遲遲得不到訊息，也就不足為奇了。
上述詳情，鄧小平雖然知道得不細，但他也明顯感到中央對自己的冷淡，遠不像一年前來上海彙報時黨中央對廣西工作所表現出來的熱情。多少年後，鄧小平仍帶不快地說：於是乎，在上海，除了按時從中央領取生活費外，就是和幾個老友偶爾相聚，發發牢騷。幾個老友是李維漢、賀昌、李富春、聶榮臻等，甚至他還在李維漢和賀昌家裡搭過鋪，可見過往甚密。鄧小平認為，這幾個月，可以說是他在政治上的一個很困難的時期。
當時的白色恐怖很嚴重，鄧小平曾奉命前往安徽蕪湖去巡視安徽省委工作，由於對方的接頭暗號沒有，機關已遭到破壞，他只得當天就買船票回了上海，向中央“交了差”。
鄧小平要求彙報沒人聽；提出回紅七軍中工作，答覆是沒有交通聯絡；申請在中央蘇區工作，也經過一番等待。所以，他的這次上海之行肯定是不愉快的。最終申請獲得批准，27歲的鄧小平於這一年的7月中旬從上海乘船經廣東赴江西，18年後，鄧小平作為總前委書記，和他的戰友們指揮百萬雄師橫渡長江，並進駐上海時，他的心情相當愉快，然而，還是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有一次，鄧小平和新任上海市長陳毅去參加大型慶祝活動，他們在眾多警衛人員的保護下，從辦公地點的大門走到街對面開會。就走這麼一小段路程，就幾分鐘，他別在胸前的一支從敵人手中繳獲的派克鋼筆被小偷拿去了。以致晚年到上海時他還幾次說：“上海的小偷真厲害啊！”
我二十五歲領導了廣西百色起義（1）
1976年 1月15日，鄧小平在周恩來同志追悼大會上致悼詞。
二十五歲領導了廣西百色起義，建立了紅七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