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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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又一次把我轟下了臺（2）
很顯然，毛澤東上述講話，是在全力維護“文化大革命”，因為“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自認為在晚年做的一件大事，其重要性可以和建立新中國相提並論，所以，他不能容忍鄧小平系統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這可以說是他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根本原因。
對鄧小平，毛澤東也點了名：“小平……他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是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小平……他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面……批是要批的，但不應一棍子打死。”
這些“最高指示”，在當時作用十分巨大，它不僅中斷了鄧小平組織的“全面整頓”工作，錯誤地否定了以鄧小平為代表的正確主張，而且也決定了鄧小平第二次復出工作的結束。鄧小平更加沉默寡言，每當黃昏日落之前，他仍在散步。他一圈一圈地走著，思索著……
1975年的冬天降臨得非常突然並且寒氣逼人。此時，鄧小平的處境更加艱難。
1976年1月8日，是入冬以來人們感到最為寒冷的日子。忐忑不安的人們獲知了一個噩耗：“中共中央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1976年1月8日上午9時57分在北京逝世，終年78歲。”剎那間，日月失輝，草木含悲，大地哀號。人們相告泣不成聲，欲言淚復垂。整個中國在寒風與哀樂中顫抖，偌大世界也因此而震驚。
8日傍晚，鄧小平端坐在辦公桌前給毛澤東寫請示報告。周恩來在上午病逝後，中央政治局很快召開會議，專門討論了為周恩來治喪的問題，商定了請示報告、訃告、治喪委員會名單等問題。
鄧小平心情十分沉重，不很長的報告卻寫得很吃力。對鄧小平寫來的報告，毛澤東表示同意。
周恩來病逝的訊息公佈以後，舉國哀悼，世界痛惜。兄弟黨和不少國家要求派代表團或代表趕來北京參加喪禮，有的領導人已準備當晚乘專機前來。為此，中央政治局進行討論，決定由周恩來治喪委員會釋出一個正式公告，並決定由鄧小平等立即約見準備前來的國家的駐華大使，說明這一情況，請他們國家的代表團不要來京，等毛澤東批准公告後，再由外交部正式通知各國駐華使館。1月9日下午，鄧小平寫信給毛澤東，說明上述情況，並將治喪委員會的正式公告送審。
1月12日，由鄧小平宣讀的追悼周恩來大會的悼詞起草出來了，經當時的中央政治局審定，打好清樣，送給毛澤東，請其審閱批示。毛澤東圈閱表示同意。
但是，“四人幫”阻撓鄧小平為周恩來致悼詞，在葉劍英的支援下，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為周恩來致悼詞，黨和國家領導人和首都各界群眾代表五千多人在人民大會堂參加了追悼大會。當人們從電視熒光屏和無線電廣播中看到和聽到鄧小平及他的聲音時，為他擔憂的心情減輕了不少。然而，這也是他第二次被迫離開政壇前在中國電視螢幕上的最後一次露面。
周恩來逝世後，“四人幫”更變本加厲地誣陷、迫害鄧小平。他們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攻擊鄧小平，並指使上海、遼寧等地大肆煽動“反擊右傾翻案風”。與此同時，中央又積極籌備召開所謂“批鄧打招呼會”。王洪文還準備在會上作長篇報告。報告中惡毒地說：“鄧小平是還鄉團長，葉劍英等人是還鄉團的分隊長……”姚文元在審發的新華社內參稿件中，公然點名攻擊葉劍英。
不久，經過毛澤東提議，中共中央確定由華國鋒擔任國務院代總理，並主持黨中央日常工作。2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1976年第一號檔案，通知全黨。同時停止了鄧小平擔負的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改為“專管外事”。此後，中央又連續召開各省、市、自治區負責人會議，即“批鄧打招呼會”。幾天後，“四人幫”又提出鄧小平、葉劍英在1975年7月軍委擴大會議上的兩個講話有錯誤，“建議停止學習和貫徹執行”。
他們又一次把我轟下了臺（3）
“欲悲鬧鬼叫，我哭豺狼笑。灑血祭雄傑，揚眉劍出鞘。”“四人幫”的倒行逆施，理所當然地受到了包括首都廣大人民群眾在內的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至4月清明節前後，在北京和其他許多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