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後來黨所進行的撥亂反正鬥爭的先導，為思想和組織方面撥亂反正作了重要準備。
我們說，1975年的全面整頓，是我們後來進行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一次大膽嘗試。鄧小平關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中的一些思想觀點和改革的一些重要措施，在1975年就已經醞釀了。因此，鄧小平自己講：撥亂反正在1975年就開始了，改革也在1975年試驗過一段時間，只不過當時的名稱叫做“整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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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又一次把我轟下了臺（1）
這些整頓實際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調，觸怒了“四人幫”。他們又一次把我轟下了臺。
——1984年10月10日鄧小平會見聯邦德國總理科爾的談話
關於共產主義，“文化大革命”中有一種觀點，寧要窮的共產主義，不要富的資本主義。我在一九七四年、一九七五年重新回到中央工作時就批駁了這種觀點。正因為這樣，當然還有其他原因，我又被打下去了。
——1986年9月2日鄧小平答美國記者邁克·###問
儘管鄧小平領導的全面整頓眾口皆碑，但“四人幫”又開始加緊了對他的圍攻。這一次充當重要角色的是毛澤東的侄子，此時，他的身份是毛澤東的“聯絡員”。從1975年下半年開始，“四人幫”和“聯絡員”利用各種機會，連續不斷地向身體已經非常虛弱的毛澤東吹風，說鄧小平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要刮右傾翻案風。
毛澤東內心非常矛盾：他知道鄧小平具有治國安邦的卓越才幹，周恩來重病在身，此時更需要倚重鄧小平，這是“四人幫”等遠不能及的。他支援鄧小平搞整頓，抓生產，卻難以容忍鄧小平否定由他親自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他心理的天平難以平衡。於是，他讓“聯絡員”同鄧小平等面談。
對“聯絡員”前來同自己談全面整頓“錯誤”，鄧小平委實感到奇怪。因為在前一天他同毛澤東交談時，問及主持中央工作以來方針、政策時，毛澤東還肯定說“對”。怎麼一夜之間就變了呢？所以他沒有認“錯”，結果，“聯絡員”又添油加醋地向毛澤東告了狀。這無疑使毛澤東不快。
但是，毛澤東本意仍然希望在“文化大革命”問題上能夠統一認識，來個“三七開”。對鄧小平還是希望他“改正”對“文化大革命”的否定態度。於是，他提議由鄧小平主持作一個決議，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績。然而，鄧小平並沒有“悔過”之意，他委婉地說：“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所以，由我來寫這個決議是不適宜的。”可想而知，鄧小平的強硬態度加劇了毛澤東對他的不滿。
緊接著，毛澤東在鄧小平轉來的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給自己的來信上作了批示，並批評道：“我在北京，寫信為什麼不直接給我，還要小平轉，小平偏袒劉冰。”江青一夥利用這一機會煽風點火，挑起“教育革命大辯論”，開始所謂“反擊右傾翻案風”。清華大學召開千人大會，公開提出“鄧小平是劉冰的總後臺，劉冰是鄧小平在清華的代理人”。剎那間狂風大作，惡浪滾滾而來。
可是，鄧小平“鋼鐵公司”硬勁未減，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他針對“聯絡員”對全面整頓工作的誣衊，義正詞嚴地說：“說中央搞了個修正主義路線，這個話不好說。我是從今年9號檔案下發後開始抓工作的，從那以後是什麼路線，全國的形勢是好一點，還是壞一點，實踐可以證明。”錚錚鐵骨，鏗鏘語言，真可謂“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
鑑於很難再有效地主持黨和國家的日常工作，鄧小平於11月中旬寫信給毛澤東，表示從即日起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也不宜主持“打招呼”等準備“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會議。鄧小平這種不甘屈服、不作妥協的抗爭態度，導致了對他批評的升級。此後，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央政治區域性分委員幾次開會錯誤地批評鄧小平，並且停止了他的大部分工作，讓他“專管外事”，鄧小平和他的戰友們又一次地“靠邊站”了。
這期間，毛澤東多次在談話中講到階級鬥爭、“文化大革命”、“走資派”問題、鄧小平問題，一直到1976年1月。後來，“聯絡員”將這些“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談話進行整理，於1976年2月，以《毛主席重要指示》為題，作為“打招呼的講話要點”，由中央下發通知，擴大傳達到黨內外群眾。毛澤東這樣說：
“文化大革命是幹什麼？是階級鬥爭嘛。”“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對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