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雲逸同志是那樣鎮定泰然，但我們遇到一點情況，他卻那樣緊張著急。望著首長慈祥的面孔，我激動得好久說不出話來。
張雲逸同志是廣東海南島人，方言口音較重，但能聽懂。他說話時常習慣地摸摸鬍鬚，做各種引人注目的手勢。他幾乎每晚都給我們講革命故事，大家簇擁著他靜靜地聽。銀白色的月光灑滿樹梢，落在身上……張雲逸同志用大芭蕉葉啪嗒啪嗒地驅趕著蚊子，講到第三次反圍剿中，紅七軍和兄弟部隊遵循毛澤東同志的戰略戰術，回師千里，5 天打3 仗，三戰三捷，活捉敵師長的生動情景時，津津有味，喜形於色。
10月，中央紅軍向西南轉移的風聲傳到山上來，一向笑呵呵的張雲逸同志變得深沉了，有的同志感到前途渺茫，提出“我們怎麼辦”的問題。張雲逸同志透徹地分析了當時的形勢，講革命必然戰勝反革命，革命低潮必定讓位於革命高潮的道理，用很多通俗的比方來教育我們。他把手有力地朝前一揮說：“革命就象大海行船一樣，不會是一帆風順，總會有挫折，但這是暫時的。蔣介石一定被打敗，革命勝利的目標一定能達到！”聽了他富於哲理的分析，望著他堅定的神態，同志們有了主心骨，覺得光明就在前頭。他還提出：“如果我們回不了部隊，就和游擊隊聯合組成粵北縱隊，就地堅持武裝鬥爭，開闢新的革命根據地。”這個計劃，由於後來中央指示我們歸隊，才沒有實現。
張雲逸同志對游擊隊十分關心，游擊隊的同志們也非常敬愛這位樸實和藹的領導同志。游擊隊的楊政委是個農民出身的硬漢，積極而熱情，就是方法比較簡單。一次晚上行動，一個傷員因負傷掉隊，被他責備得哭了。張雲逸同志知道後，馬上找楊政委談心。他說：“作為領導，處理問題，批評下級，要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合情合理。我們游擊隊和紅軍都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隊伍，和國民黨軍隊有本質區別。指揮員要關心戰鬥員，不能有官架子，要做到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啊！”他還說：“政治工作很重要，宣傳教育平時就要多做、做好。激發了人的覺悟，軍事工作和其他工作就好辦了。”從此以後，老楊經常與群眾打成一片，找同志們談心，做了很多思想工作。在張雲逸同志的關懷和教育下，游擊隊的革命性、政策性和組織紀律性都有很大進步。
我們從7 月進入南雄北山，到11月歸隊，共在這裡度過了130 多個艱苦的日日夜夜。雖然已經過去了40多年，但仍然是那樣令人難忘。
閩浙贛、閩東遊擊隊下山改編側記 孫克驥一1937年8 月、9 月間，我在中共南方工委黨訓班學習。
先是1936年冬，閩中特委受中共南方工委之命，設法同活動在閩東的葉飛紅軍游擊隊溝通關係。於是，1936年冬天，閩中特委委員俞長樾委託福州大眾社進行此事。經派大眾社成員胡伯香攜帶《八一宣言》等檔案前赴閩東遊擊區，胡伯香找到閩東紅軍游擊隊部隊，但以後就不見回來。事後，得悉胡伯香因被王助懷疑，王助輕率地把他殺掉了。這件事也就暫時擱置起來。正在這個時候，1937年春節之後，閩中特委遭到一次嚴重破壞，書記王於潔，委員王孝敏、潘濤、陳炳奎、俞長樾等人被捕，不久，5 人在福州遭國民黨殺害，福州大眾社成員也有數人被捕。雖然在西安事變之後，福州仍籠罩在白色恐怖氣氛之中。6 月間，我撤退到香港，找到中共南方工委。南方工委同我接關係的同志是負責人之一老孔（以後知道他名叫薛尚實）。我向組織口頭報告了特委遭破壞和找閩東紅軍游擊隊的詳細情況，同時又寫了詳細的書面報告。薛尚實安排我住下來，以後與我經常接關係的有蒲特（即解放後在廣東省委工作的饒彰鳳）、姚鐸和石昂（現名賴石昂）。不久，“七七”事變爆發。一天，薛尚實同我碰頭，他告訴我：“組織決定你先到黨訓班學習，以後再安排你的工作。”8 月間，我到黨訓班學習。這就是我到南方工委的前因後果。
黨訓班設在香港九龍城宋皇臺附近一片住宅區的一家四層樓上，同學約有十數人，有幾位是海南島人，據說是從廣州監獄釋放出來的。課程有黨的建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職工運動、農民運動、游擊戰術。薛尚實講的是職工運動，王整合同志講的是游擊戰術，這是以後到新四軍才知道他的名字；其他教員的名字，他們不說，我們也不問。同學中互相間從不談姓名和過去的經歷。9 月間，學習結束。同學陸續走了一些。有一天，薛尚實來，把我拉到一邊，悄悄地說：“你準備同我到一個地方看一位領導同志。”
我穿好衣服，準備跟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