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報紙上經常這樣講，但當著爺爺的面這樣提還是第一次。與會人員猜想：下一步可能就是向這位同志發起衝擊了。有幾個人竊竊私語，開始摩拳擦掌了。
出乎意料的是，爺爺憋著粗嗓門兒說：“今天，這位同志作了檢查，我看他對問題還是有所認識的。今天我要和你們講的是，對這位同志不能像對待走資派那樣隨便批鬥！《十六條》講得很清楚嘛，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問題。啊，要掌握鬥爭的大方向，就是說矛頭要對準誰！你們不是要求批鬥嗎？不行！你們想一想，沒有中國人民解放軍，有沒有今天的社會主義？軍隊幹部犯些錯誤，那是難免的嘛！上次我和這位同志從北京回來的時候，原本是不準備坐飛機的，就是怕有人揪他，我才帶著他坐了飛機！不讓揪就是不讓揪啊，你們要揪就揪我吧！”
全場鴉雀無聲，他說完就拉著這位同志的手，從臺上走到臺下，穿過目瞪口呆的人群，兩人一起鑽進吉普車裡坐車走了。
正月十五那天夜裡，他給周總理打了專線電話，彙報說他掌了權，還解救了一些捱整的幹部，表示要把昔陽建成大寨縣。周總理鼓勵他說：“你做得對，做得好。還是按照毛主席、黨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產’的要求做。學大寨的意義就在這裡，不要打派仗，一定要搞革命的大聯合，你抓大寨縣建設，我就放心了！”
他向毛主席反映不能再鬥爭幹部了
在“文革”中，他對“打砸搶”等破壞生產、鬥爭幹部的做法非常反感，認為撇開生產鬧革命是違反中央指示的。他說：“這些孩孩們，就知道‘抓革命’，不知道‘促生產’，這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在昔陽縣和公社幹部大會上，他態度明確地講：“基層幹部不經縣裡批准，不準隨便打倒、隨便揪鬥。凡是在農村煽風點火搞串聯、揪鬥幹部、妨礙生產的紅衛兵，一律趕出昔陽縣。”經他這麼一說，幹部們膽子大了起來，大部分紅衛兵離開了昔陽，不過，有一些人仍在找機會活動。
一天，他下鄉檢查生產，發現幾個紅衛兵在冶頭公社搞串聯，就馬上通知幹部把他們送回原單位。正要返回大寨時，一位70多歲的老太太抱住他的腿哭著說：“老陳，我知道你能見到毛主席，你給毛主席反映反映，農村中的幹部不拿工資，靠勞動吃飯，春天是紅人，夏天是忙人，秋天是窮人，冬天是罪人。他們有什麼罪啊？”他馬上開起了座談會，說：“幹部犯錯誤，可以透過正常渠道來解決，而不能用對待地主富農的辦法亂批亂鬥。”他向參加會議的社員們表態：“今後紅衛兵再來，你們用扁擔把他們趕出去。”有人問：“敢不敢？闖下禍咋辦？”“敢！闖下禍算我的。”“那會不會戴上‘保皇派’的帽子？”
歷史性的會見（5）
他哈哈一笑說：“不怕，冬天這麼冷，戴上帽子暖和。”
停了一會兒，他又趕緊叮囑說：“你們主要是嚇唬，把他們趕跑，可不要把人打傷了！”
剛開完會，聽說那幾個搞串聯的紅衛兵又跑到王寨公社去了，他立即就帶人追到王寨，把他們送回太原。到了方臺大隊，又遇到幾個紅衛兵正在揪鬥方臺的支部書記，這幾個紅衛兵聽說陳永貴來了，撒腿就跑，邊跑邊喊著：“我們到北京去告你！”
面對大量要求懲辦幹部的意見和來信，他的倔脾氣上來了。不為農村幹部做主，農村工作怎麼搞？他心裡想的話不吐不快，於是做了一件出乎人們意料的事情：他以超人的膽魄，直接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提出了“農村文化大革命必須依靠黨組織和貧下中農為主體的農村革命大軍，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和“農村文化大革命要集中批判極少數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等5條建議，最後在信中寫道：“我對農村幹部有切身體會。幹部不會不犯錯誤，要分清是什麼性質的錯誤，壞幹部畢竟是少數，不能凡是幹部都打倒。”他既有冒風險的膽量，又能把握住說話的分寸，並且把當時的政治理論和自己的主張巧妙地結合起來，誠懇地向毛主席表達了自己的想法。毛主席接受了他提出的建議，並作出批示：“陳永貴同志關於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談話所提出的五條意見是正確的，供同類情況的地方參考。”
接著，一份題為《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批轉陳永貴同志談農村的文化大革命》的檔案下達到全國各地，在當時無疑成為眾多基層幹部的護身符。
據瞭解，短短几天內，這份檔案傳遍了960萬平方公里的中華大地，許多基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