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去。他們去了後在太原待了幾天，因惦記著土地，就忙著回各自村裡勞動了。他們一走，這一組織就漸漸自行解散了。
然而，此時的造反運動已是聲勢浩大。1967年春節，在昔陽縣禮堂，一些人要將奪來的縣委公章交給爺爺。他有些茫然不知所措，因此還“病”了，住進了醫院。周總理瞭解到這種情況後，給了爺爺幾個紅袖章，說：“他們組織紅衛兵，你也組織紅衛兵，他們破壞生產秩序，你維護生產秩序。”
此時，昔陽各地的幾十個群眾組織相繼奪了各地的權，並紛紛把第一把交椅空出來留給他，有的組織甚至寫出大字報稱他們的總司令就是陳永貴。幹部看他是自己人，老百姓看他是自己人，捱整的看他也是自己人，革命小將看他還是自己人。因此，暫時沒人敢動他。他就利用出席群眾大會等機會，大造聲勢，高呼響應毛主席的偉大號召，團結起來，共同打擊走資派，同時想盡辦法穩定秩序；緊抓生產，建設大寨縣，讓大寨紅旗更紅。
之後，各地群眾組織聯合起來，成立了“昔陽縣革命造反總指揮部”，一致請他擔任一把手。他提名包括人武部、工人、幹部和學生等各界頭頭在內的13個人當了副總指揮。從此，他從領導300多人的大隊黨支部書記成了領導18萬人的總指揮。
“永貴好”成為領袖的最高指示
1967年“五一”勞動節，毛主席在天安門檢閱紅衛兵，他被請到毛主席身邊。毛主席拉著他的手問候道：“永貴好！永貴好！”在那個領袖崇拜的年代，這句問候成為領袖的最高指示。各大報紙在醒目的地方登了“永貴好！永貴好！”的最高指示，一些報紙把它套紅印在了報眉上。
據有關資料記載：這一段時期，毛澤東經常談到識字不識字的問題。毛澤東在春節談話中曾聊了一通曆史人物，說歷代狀元很少有出色的，當了進士翰林也盡是不成功的。他說：“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兩個皇帝，一個不識字，一個亦識字不多。以後到嘉靖，知識分子當政，反而不成了，國家就管不好。”也是在這一年，毛澤東在關於山東曲阜陳家莊大隊的一則批示中寫道：“曲阜陳家莊陳以梅被打下去了，畝產從五百斤降到三百斤，去年再上來，畝產從三百斤翻到五百斤。這是靠自力更生……陳以梅這些人小學沒上過，大學也沒上過，可是能把事情辦好。”
知文斷字似乎是與條條框框、清規戒律的官僚化管理聯絡在一起的，它導致“管不好”。大老粗則反其道而行，但是“能把事情辦好”。毛澤東好像在沿著他熟悉的思路深入思考著中國的前進道路問題。這是一個國際形勢相當嚴峻的年代。美國在搞封鎖包圍，蘇聯翻臉撤走了專家，中國孤立無援。毛澤東主席循著他的思路想下去，寫下去，寫到了蘇聯，寫到了修正主義，最後又寫到了陳永貴，“…… 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錢也願意。我們不走那條路。魔鬼不給我們貸款，貸款我們也不要。我們要靠陳家莊的陳以梅、大寨的陳永貴。” （見1967年出版的《學習文選》第四冊，第2頁。）
歷史性的會見（4）
毛主席相信他能把事情辦好，他成了毛主席信任的人。隨著人們的呼聲越來越高，他成為人們心目中的一個大英雄。每到一處，經常遇到一些群眾組織懇請他題詞簽字，題報頭，似乎能讓他寫一個字，就是一種力量，一種榮耀。他盛情難卻之下也會拿起毛筆，為熱情的人們題幾個字。在這樣的光環照耀下，他仍然保持冷靜的頭腦。7月3日，他寫了《永遠艱苦樸素，永遠當老百姓》一文發表在《人民日報》上。
周總理說：“你做得對，做得好。”
為了落實周總理提出的要把昔陽縣建成大寨縣的目標，他極力控制大局，維護一個安定團結的局面。由於他的保護，許多幹部和群眾沒有受到多大的衝擊，在這場運動中安然無恙。64歲的李二和說：“鬥爭我的時候，我只是被推推搡搡過，沒有一個人在我身上動過傢伙，也沒坐過噴氣式，多虧了永貴啊！”在“四清”和“文革”期間，爺爺把晉中地區捱過整的絕大多數幹部解救了出來。
1967年9月，昔陽縣七一廣場舉行晉中地區農業學大寨現場會。爺爺坐在主席臺正中，舉止沉著，表情嚴肅，不怒而威。一位部隊的領導同志在麥克風前作檢查。原因是某中央首長點名批評這位同志在大是大非問題上和大寨唱反調，嚴重地干擾了本地文化大革命和學大寨運動。
突然，大會主持人走到麥克風前，大聲宣佈：“同志們，現在，我們歡迎毛主席的好學生陳永貴同志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