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是縣辦工業和鄉鎮企業發展迅速。縣裡辦起了化肥廠、酒廠、水泥廠、機械製造廠、農機修理廠、鍊鐵廠、煤礦和農副產品加工廠等多種企業，大大增加了農業收入。有些公社的鄉鎮企業收入佔到當地農村總收入的37％以上。
由於各個方面持續高速發展，全縣人民生活水平明顯提高。村村通公路，出行很方便；家家口糧足，還有儲備糧；人們住上了排窯新房；各村還建起了大禮堂、展覽館、幼兒園、中小學、書店、圖書館和醫院等文化教育、醫療衛生設施。
從政“四怕”
1971年4月，在中共山西省委第三屆一次會議上，爺爺當選為山西省委副書記。官當大了，他的“膽子”卻小了。他在一次講話中說自己有“四怕”：
“一怕調到省裡工作，脫離群眾。離開群眾我就不能工作了。我辦法也不多，即使有些辦法，也是在群眾中學下的。要脫離群眾，我就一點辦法也沒有了。
“二怕自己特殊化，怕浪費。我們都是幹部，誰也不能高誰一等， 不能把自己擺在群眾頭上，要擺在群眾之中，要和群眾平起平坐。順手飛來的錢花一元也不可惜，可這都是我們自己辛苦勞動掙下的錢，花一分也覺得心疼。
“三怕得病。我不敢說我有病。一說有病，醫生就給看，吃了藥就給報銷。我覺得我沒有理由花國家的錢，花人民的錢。我們當幹部的沒有什麼了不起，不能高人一頭。
“四怕勞動少了。如果不參加勞動，就不會指導生產了。因為沒有實際東西，就說服不了群眾了。”
他總是教育大家：“群眾委託咱管理集體的大家業，希望咱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怕的是幹部不走正路走邪路，不為大家為自己。我們是人民的勤務員，權是人民給的，幹部是大家選的，永遠不能忘恩負義做人民反對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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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李自成”
1973年，山西省委領導讓他兼任晉中軍分割槽第一政委，穿軍衣，轉成國家幹部，拿國家工資；把全家轉為城市戶口；並且把家搬到榆次市居住。
他覺得事關重大，又怕這是中央的意思，就到北京找見時任副總理的紀登奎瞭解情況，說省裡提出的要他轉戶口等三條意見，自己一條也不準備接受。紀登奎一聽，支援他說：“這三條你不接受，我也不敢讓你接受。除了毛主席，誰敢拍這個板？你穿上軍衣，外賓內賓到大寨找陳永貴找不見了，這怎麼交待？”說完，紀登奎哈哈大笑。這下子，爺爺才知道原來不是中央的意思，於是回到省裡後明確表態：“穿軍裝、轉戶口、換房子這三條一條都不幹。”
有些人不理解，說穿軍裝、轉戶口、換房子，這怎麼不比在山溝裡好？他不以為然地說：“我土生土長，靠工分吃飯，現在拿上工資，我覺得跟我的勞動模範身份不合。我是個勞動模範，穿上軍裝，每天坐辦公室，怎麼發揮我的長處？我不是李自成。李自成進了北京天天過年，我掌了權天天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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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兼數職兩不誤
爺爺相繼兼任山西省委副書記、晉中地區地委書記、昔陽縣縣委書記等領導職務，外出開會也多了起來。加上到大寨參觀的人越來越多，村裡安排給他的接待任務也比較繁重，勞動時間相對就少了，但他還是堅持參加集體勞動。
有一次，省裡通知他第二天早上8點出席省委會議。從昔陽縣到太原市有300多里遠，山路多，又坑坑窪窪不好走，坐車也要大半天時間。他接到通知後並不急於動身，而在地裡整整幹了一天活兒。吃完晚飯後，他先安排了村裡的工作，再到縣裡安排了工作。開完兩個會後，已經是凌晨兩點了，他才坐車趕往太原，在夜行車上打了個盹，就算睡了一覺。有人說：“永貴這是一不誤勞動，二不誤工作，就是誤了睡覺。”
他卻幽默地說：“一誤換了兩不誤，多合算呀！”
多年來，他總是嚴格要求自己，並一再告誡幹部：“一懶生百邪，一個人思想變壞常常從懶開始。懶、饞、佔、貪、變，這是幹部變壞的一條規律。因此，幹部必須不搞特殊，不自私，積極參加勞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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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進中央政治局
1973年上半年，爺爺參加中央舉辦的為期3個月的工農兵中央委員學習班，當時還有一批來自工農兵的十大代表如吳桂賢、倪志福等人也參加了學習，中央專門抽調了20名理論幹部給他們講課，提高他們的理論水平。
8月24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