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天的《人民日報》幾乎成了一份“大寨專刊”,這份“專刊”的發行對全國範圍農業學大寨運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吹響了全國農業學大寨的號角。
在回大寨的火車上,不知是誰認出了他,火車上的人傳開了:“陳永貴在這列火車上!”人們紛紛擁向他所在的車廂,要見見這位新聞人物。人們朝他使勁地鼓掌。他微笑著,一邊拍著巴掌,一邊向人群頻頻點頭,在火車上來回走了一趟。
半個月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舉辦了“學大寨,趕大寨”專題連續廣播,關於大寨先進經驗的介紹和宣傳開始傳遍全國。節目播出後,中央臺收到了13個省市上百封聽眾的來信。社會的關注把大寨推向歷史前沿,為農業學大寨運動做了最好的宣傳鋪墊。
毛澤東認同之路
人們常說:撒下思想的種子,便收穫行為;撒下行為的種子,便收穫習慣;撒下習慣的種子,便收穫人格;撒下人格的種子,便收穫命運。大寨人戰勝災害,獲得思想和糧食產量雙豐收的不平凡事蹟,讓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深受感動。陶魯笳直接向毛主席作了彙報。“陳永貴”這個名字和事蹟從此直達“天庭”。
20世紀60年代初,美國搞封鎖包圍,蘇聯翻臉撤走援華專家,國內又經歷三年自然災害,人民的生活受到嚴重影響。面對這種境況,黨中央和毛主席一直在探尋一種解決問題的辦法。
1964年3月,毛主席南巡。他召集陶魯笳和林鐵等人到停在邯鄲的專列上彙報工作。陶魯笳把他在昔陽縣蹲點的情況向毛主席詳細作了彙報,他說:“我一直在農村,我見過的農民不少,我認為陳永貴是一個傑出的農民。”
毛主席感興趣地聽著。陶魯笳接著彙報:“陳永貴要求每個黨員的勞動要好於一般群眾,支部委員要好於一般黨員,支部書記要好於一般委員。有人說怪話:‘看這些窮小子還辦社哩,兔子尾巴長不了,用不了幾年,非讓他們吃塌了不可。’陳永貴知道後在黨員大會上說:‘我們每個同志都要橫下一條心,絕不佔公家一點便宜,讓他們看看,共產黨員根本不是他們說的那種人。’十年來,大寨全村的工分賬和財務賬,從來都是一清二楚,定期公佈,接受大家監督。群眾稱他們的書記是貼心書記,會計是保險會計。大寨的評工記分,有制度,不繁瑣;有差別,不懸殊。”
聽到這裡,毛主席說:“這個辦法好。評工記分就是不要搞繁瑣哲學。又有差別,又不懸殊,才能調動廣大群眾的社會主義勞動積極性。”
陶魯笳接著彙報:“陳永貴這個人,群眾說他很有才幹,他領導群眾搞集體生產,年年都有新套套。他常說,沒有新套套,天還是那個天,地還是那個地,它不會給你增產一斤糧食。他的新套套,不是憑空想出來的,是在和群眾一起勞動的實踐中琢磨出來的,所以很見效。正如他說,集體生產有了新套套,才能變思想,變技術,變土地,才能穩產高產。從建立初級農業社以來,大寨年年改變著生產條件,年年增產,年年增加上繳的徵購糧。可是大躍進那幾年,許多農村浮誇虛報,說他們的糧食平均畝產已過了‘長江’,超過了800斤時,大寨卻如實上報糧食畝產500多斤。”毛主席抽著煙,仔細地聽著。
“1963年8月初大寨遭受特大洪災時,有的人哭了起來:‘你看這麼大的災,咱們怎麼往下活呀?’陳永貴挺起腰桿說:‘沒有沖走一個人,也沒有沖走一頭牲口,這是大喜事,應該開慶祝會,還哭什麼!毛主席說過,人是第一寶貴的,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都可以創造出來。我們每個人都有兩隻手,靠兩隻手我們就能改天換地。舊的不去新的不來嘛!’就這樣,他把全村動員起來,不分男女老少,齊心協力,夜以繼日,戰天鬥地,果真創造出了驚人的奇蹟,被洪水衝倒在泥漿裡的禾苗,一棵棵被扶起來,千方百計救活了,糧食畝產獲得了700多斤的高產紀錄。接著他們研究了洪水為害的規律,修訂第二個十年造地規劃,建設抗旱能力更強的穩產高產的新梯田、溝壩田、河灘田,用集體的公共積累重建家園。他們以白天治坡、夜間治窩的驚人毅力建起了煥然一新的新大寨。到大寨參觀的人越來越多,都驚歎大寨人個個是改天換地的勞動英雄。”
毛主席聽到這裡,饒有興趣地問:“陳永貴是哪幾個字?他識不識字?”
陶魯笳在紙條上寫了“陳永貴”三個字,說:“他42歲掃了盲,今年50歲了,現在能讀報,還懂得什麼叫邏輯。不久前陳永貴在太原作報告,趙樹理聽了很佩服,對我說:‘陳永貴的講話沒有引經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