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中，提出了一個觀點：文明發展有四步驟：起源、生長、衰落、解體。在《文明經受著考驗》第10～11頁，他提到了德國學者斯賓格勒的名著《西方的沉落》，對此書給了很高的評價，也提到了斯賓格勒思想方法的侷限性。在《歷史研究》的結尾處，第429～430頁，他寫道：
當作者進行他的廣泛研究時發現他所蒐集到的各種文明大多數顯然已經是死亡了的時候，他不得不作出這樣的推論：死亡確是每個文明所面對著的一種可能性，作者本身所隸屬的文明也不例外。
他對每一個文明都不能萬歲的看法是再明確不過的了。
瞭解了我在上面談到的這些情況，現在再來看中國文化，我們的眼光就比以前開闊多了。在過去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中國文化對世界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影響，這是我們的驕傲，這也是一個歷史事實。湯因比對此也有所論述，他對中國過去的文化有很好的評價。但是，到了後來，我們為什麼忽然不行了呢？為什麼現在竟會出現這樣崇洋媚外的思想呢？為什麼西方某一些人士也瞧不起我們呢？我覺得，在這裡，我們自己和西方一些人士，都缺少歷史的眼光。我們自己應該避免兩個極端：一不能躺在光榮的歷史上，成為今天的阿Q；二不能只看目前的情況，成為今天的賈桂。西方人應該力避一個極端，認為中國什麼都不行，自己什麼都行，自己是天之驕子，從開天闢地以來就是如此，將來也會永遠如此。
那麼，我們應該怎麼辦呢？我們東西雙方都要從歷史和地理兩個方面的宏觀上來看待中國文化，決不能囿於成見，鼠目寸光，只見片段，不見全體；只看現在，不看過去，也不看未來。中國文化，在西方人士眼中，並非只有一個看法，只有一種評價。漢唐盛世我不去講它了，只談16、17世紀以後的情況，也就能給我們許多啟發。這一段時間，在中國是從明末到清初，在歐洲約略相當於所謂“啟蒙時期”。在這期間，中國一方面開始向西方學習；另一方面，中國的文化也大量西傳。關於這個問題，中西雙方都有大量的記載，我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一一加以徵引。方豪在他的《中西交通史》（華岡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第6版，第5冊，《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下）中有比較詳細而扼要的介紹。我在下面利用他的資料介紹一下在這期間中國文化流向西方的情況。
從宏觀上看中國文化（4）
中國經籍之西傳
“四書”、“五經”在中國歷史上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如果中國經籍西傳，首當其衝的理所當然的就是這些書。明朝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利瑪竇將“四書”譯為拉丁文，寄還本國。天啟六年（1626年），比人金尼閣將“五經”譯為拉丁文，在杭州刊印。到了清朝，殷鐸澤與郭納爵合譯《大學》為拉丁文，康熙元年（1662年）刻於建昌。殷氏又將《中庸》譯為拉丁文，於康熙六年（1667年）和康熙八年（1669年）分別刻於廣州及印度果阿。《論語》之最早譯本亦出殷、郭二人之手，亦為拉丁文。康熙二十年（1681年），比教士柏應理返回歐洲。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在巴黎發刊其著作《中國之哲學家孔子》。中文標題雖為《西文四書解》，但未譯《孟子》，名實實不相符。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奧國教士白乃心用義大利文寫的《中國雜記》出版。康熙五十年（1711年），布拉格大學圖書館出版衛方濟用拉丁文翻譯的“四書”及《孝經》、《幼學》，1783年至1786年譯為法文。衛氏又以拉丁文著《中國哲學》，與上書同時同地刊出。白晉著有拉丁文《易經大意》，未刊。康熙四十年（1701年），白晉自北京致書德國大哲學家萊勃尼茲，討論中國哲學及禮俗。現在梵蒂岡圖書館中尚藏有西士研究《易經》之華文稿本14種，宋君榮曾譯《書經》，劉應譯《禮記》的一部分。康熙末年，馬約瑟節譯《書經》、《詩經》。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馬約瑟自建昌府致函歐洲，討論儒教。雷孝思參加繪製《皇朝一統輿地全圖》，對中國古籍亦有研究。傅聖澤有《道德經評註》，為拉丁文及法文合譯稿本。他又用法文譯《詩經》。赫蒼璧於康熙四十年（1701年）來華，亦曾從事翻譯《詩經》。
到了雍正乾隆年間，中籍西譯繼續進行。宋君榮所譯之《書經》於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刊於巴黎。他還研究中國經籍之訓詁問題。孫璋為後期來華耶穌會神父中最精通漢學者，他所譯拉丁文《詩經》附有註解。他又譯有《禮記》，稿成未刊。蔣友仁製作圓明園中的噴水池，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