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身上的背袋沉甸甸的，使我稍微歪向左邊，但我奮力站直。挺進隊的這位長官打量了我好一會，似乎在猶豫。而後，他伸出雙手，擱在我肩上，我努力顯出精明的模樣。最後，他非常緩慢地把我扳向右邊，我便向右邊跨去。
當晚，這種“指頭把戲”才告揭曉。原來這是第一次的淘汰與判決——判決我們究竟是生存或喪命。我們那一梯次，約有百分之九十的俘虜被判死刑，而且是在幾個鐘頭之內立刻處決。所有被叫到左邊的人，當時立刻由火車站直接遣送到火葬場。一個在火葬場工作的人就告訴過我，火葬場那棟建築的門上，用歐洲各種語文寫著“洗澡間”字樣。進門時，每名俘虜都會收到一塊肥皂，然後——唉！接下來發生的一切，我不提也罷！反正這種恐怖的事情，許多書刊都已經報道過了。
我們這些倖存的少數，當晚就獲悉真相。我向幾名曾在那邊工作過的俘虜打聽訊息，因為我的一位同行兼好友潘先生被送到那兒了。
“他是被叫到左邊的嗎？”
“對！”我答。
“那麼你可以看到他在那裡。”他們說。
“哪裡？”我問著，有人伸手指向幾百碼外的一支菸囪。一股火焰，正由煙囪口噴向灰濛濛的波蘭天空，消失在一片不祥的煙霧裡。
“你的朋友就是在那裡，他飄到天堂去了。”我聽了，仍然丈二金剛摸不到頭腦；對方只好用普通的語句另外解釋一次，我這才恍然大悟。
不過，此處所講述的，並沒按照事情發生的先後次序。由心理學的立場來看，從火車站破曉的那一刻起，我們就面臨了一段極其漫長的歷程，一直要等到我們在營中歇息下來，度過第一夜才止。
在挺進隊的警衛持槍戒備之下，我們奉命由火車站穿過通電的帶鉤鐵絲網和營區，奔向清洗站。我們這批透過了第一關的邋遢人，在這兒可以說真正享受到洗澡的舒暢。“緩刑錯覺”也因此再度有了個明確保證，連挺進隊員似乎都和藹可親。可惜不多時，我們看出了和藹可親的原因。這些隊員只要看到我們手腕上帶有手錶，對我們便親切有加，並且鼓起如簧之舌，以萬般善意的聲調勸我們把手錶交出去。既然我們什麼東西都得充公，為什麼不乾脆交給一個看起來比較和氣的人呢？說不定，有朝一日他還可以幫個大忙哩！
我們在一個小房間裡等著，那小房間似乎是消毒間的休息室。挺進隊員出現了，並攤開幾張毯子，要我們把身上一切物品，包括手錶、珠寶全扔進去。有幾個俘虜還天真地問說：可否留下一枚婚戒、紀念章或幸運符什麼的，使得在那兒充當助手的幾個資深俘虜為之發笑不已。到那個時候，每個人差不多都已經知道：一切物品會被搜個精光。
我曾試著向一位資深俘虜吐露我的秘密。我偷偷溜到他身邊，指著我外套暗袋裡的一卷紙說道；“你看，這是一本學術著作的手稿，我知道你會怎麼說。你會說我能夠保住老命已經該謝天謝地，不敢再有非份的奢想了。可是我實在剋制不住。我必須不計一切代價保留這份手稿。這是我這輩子的心血結晶。你知道嗎？”
嗯！他是知道了。他臉上慢慢綻出一個笑容，起先帶著悲哀，繼而變成逗趣，而後現出嘲弄和侮辱的表情，最後他以營中俘虜慣用的一個字彙，答覆我的問題：“狗屎！ ”就在那一刻，我認清了眼前的現實，並且抵達了我第一階段的心理反應的最高潮：我揮手斬斷過去的一切。
突然間，大夥兒騷動起來，一個個臉色蒼白，戰戰兢兢地站著，並且議論紛紛。此時，刺耳的吆喝聲再度響起，我們在哨子的催促下趕忙跑進堂前的休息室，然後在一個挺進隊員四周集合起來。此人一直等著所有的俘虜統統到齊，才開口說道：“我給你們兩分鐘，並且用我的手錶計時。在這兩分鐘內，你們要脫個精光，並且把所有的衣物放在腳板前面。除了鞋子、皮帶或吊帶，或者疝氣帶，其餘全部不準留在身上。我就要計時了——開始！”
大夥兒不假思索，立刻急匆匆地寬衣解帶。時限愈短，每個人就愈形緊張，笨手笨腳地扯著內衣褲和鞋帶腰帶。不久，一陣鞭打聲響起，原來是皮鞭打在赤條條的人體上所發出的響聲。
後來，我們被趕到另一個房間剃毛，不惟頭髮、鬍鬚都要剃掉，連身上任何部位的毛也得剃個精光。接下來便是到淋浴間．大夥兒再度排隊。此時，每個人幾已面貌全非，彼此間差不多都認不出來了。差可告慰的是，有些人發覺蓮蓬頭上的確有水滴下來。
等候淋浴時，全身的赤裸，使得我們認清了一個事實：此際，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