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祈禱在我前面死嗎？”我問道。
“每天晚上我都要祈禱，”他說，“正好現在也在這樣祈禱。”
我又緊緊地貼住他的身體，吻他的嘴唇。外面又有一枚導彈擊中遠處的目標，發出轟然的聲響。
“這不行，”我說，“我願意先死。”
“不，上帝已經安排好了。我信上帝，你是不信上帝的。”
“這不公平。”聽到外面坦克隆隆碾過的聲音，我情不自禁地哭起來，心裡尋思：他相信主宰一切的上帝，卻不相信自己是上帝。
天氣異常悶熱，外面槍聲大作。轟炸機又飛來了，發射了一枚又一枚導彈，飯店在震顫。貝魯特夜夜都是如此。
2
她現在40歲，當記者已經19年了。19年來，她被派往世界各地採訪。哪兒發生了戰爭（戰爭從未停息過）、革命、起義和災難，哪兒就有她的足跡。哪兒發生了小國被大國蠻橫侵佔的事件，哪兒就有她的身影。她採訪聳人聽聞的訴訟、臭不可聞的受賄案、武器和藥品交易，以及經濟犯罪。19年來，幾乎沒有一個著名的政治家、科學家、哲學家、作家、演員、畫家、導演、作曲家和雕刻家沒被她採訪過。她的報道被譯成多種文字，登在最大的報紙上。她是世界公認的當代最優秀的女新聞記者之一。雖然舉足輕重的名報名刊一直想以高薪聘用她，但她依然忠於《漢堡總彙報》，該報由於刊登她的文章而成為世界性的報紙。她曾獲得多種獎金和獎勵。她著名的新聞報道和採訪記被收進各種各樣的文集出版。她的兒子在漢堡附近的寄宿學校上學。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有可能，她總要把他接到身邊，住在臨近易北河、位於花園街的寓所裡。當然，在切爾諾貝利核洩漏事故後，她也趕往莫斯科參加了國際記者招待會，接著視察了出事核電站隔離區的外圍。回到漢堡後，正是暑假期間，她把孩子接回來，帶他去遊玩，後來去馬戲場看演出。孩子回來的時間是：8月24日下午……
一去永不復返了，永不復返了，永不復返了。
她不停地在房裡徘徊，後來走了出去，來到陽臺上。
易北河依然波光粼粼，天氣依然炎熱悶人。
死了，死了，死了。
她感到腳隱隱作痛，便回到起居室，倒在靠背椅上。這張椅子套著深綠色的布罩，放在堆滿書的壁櫥前。她心裡想道：皮埃爾？格里毛特最喜歡坐在這兒。他被召回巴黎，我被召回漢堡後，他常常上我這兒來。每次我都要上機場去接他。他總是給我帶來紅玫瑰，總是31朵。他晚上總是坐在這張靠背椅上，我總是坐在對面的長沙發椅上，常常談到天矇矇亮，要不，就是聽肖邦、舒伯特等人的鋼琴協奏曲。我們睡下了，還手拉著手。我們連一分鐘也沒有分開過，連拿報紙也是一起去的。後來我們乘飛機出發，他到哪兒，我也到哪兒。我們到了貝魯特，也常常見面，該死的貝魯特。最後一次到貝魯特是在1978年8月，我們住在海軍准將飯店。10月初，不知為什麼，我記不得具體的日期了，我們談到了死。過了幾天，那是10月18日，這個日期我記得很牢，這個日期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住在東貝魯特的亞歷山大飯店。我們的美國同事曾告訴我們，在東貝魯特要有一次了不起的“外科手術”，我們怕“手術”開始時過不了綠線，於是在17日就住過來了。亞歷山大飯店在上次挨炸後，又草草修復了。18日，敘利亞的軍隊包圍了基督教徒居住的這個地區，並用密切的炮火進行襲擊。那可怕的情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無法用語言來描述。皮埃爾和我以及其他幾個記者，還有飯店四鄰的許多居民，在炮火剛開始襲擊時，就躲進飯店的地下室裡。我們腳下的土地在不停地震顫，整個飯店在不停地震顫。基督教徒在祈禱，在詛咒，可是炮火沒有停止，轟擊了一小時，兩小時。死去的和快死的人被拖進地下室，受傷的在呻吟。沒有醫生，沒有藥品，沒有水，也沒有燈光。後來我們聽到耶安…路易思的吼叫聲，我還從來沒有聽到一個人這麼可怕地吼叫過。皮埃爾和我馬上把一隻板條箱放在地下室的小窗下，站在上面朝外望去，街上成了一徵廢墟，耶安路易思？卡西斯，法國新聞社的攝影記者，仰面躺在一堆瓦礫旁。他的T恤衫和短褲已被炮彈掀起的氣浪撕掉了，他光身躺著，雙手捂著肚子。他的肚子像是炸開了，腸子冒了出來，他拼命把腸子往肚裡塞，但腸子又淌了出來。他沒命地在吼，在叫，在喊。
他是皮埃爾的朋友。很清楚，他想爬到飯店裡逃命，但是他再也爬不動了。他躺著拼命在吼，在叫，在喊，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