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強勢就表現在，現代西方文明無論是在物質層面還是制度層面上，都要比仍然停留在農耕文明狀態中的非西方世界要高得多。物質層面和制度層面的東西是可以比較的，當我們東方世界還處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中時，西方已經進入了資本主義大工業生產；當我們還處在專制統治之下的時候，西方已經率先進入了民主政治。僅就這些方面來說，西方文明無疑要領先於非西方文明。但是精神層面的東西不好比較，很難說誰高誰低、誰強誰弱。比如說，我們很難說到底是基督教的價值觀念更好，還是儒家倫理的價值觀念更好，抑或印度教的價值觀念更好。精神層面的東西不好比較，也沒有辦法比出高低之分來。因為每一種文明的精神層面的東西，如它的宗教信仰和基本價值理念，都是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的，這些我稱之為“高階宗教—倫理價值系統”的東西，匯聚了一個文明的精神根基和歷史血脈，因此具有它自身的歷史合理性。
英雄時代的文明格局（1）
亞歐大陸的四大子代文明出現以後，我們看到一個新時代來臨了。如果我們把第一批文明即親代文明的時代叫做神話時代，因為那個時代的迷信色彩比較濃郁，尊神事鬼的意識非常強烈，那麼我們就把第二代子代文明的時代叫做英雄時代，因為在第二代文明中，除了印度之外，其他的三個文明都非常富於擴張。波斯人喜歡打仗，羅馬人就更不消說了，希臘人固然早年奉行自由主義和分離主義，但是自從馬其頓帝國崛起以後，亞歷山大就開始把金戈鐵馬一直推向了東方，推到了印度河流域。我們中國的秦漢時代大家都瞭解，也是一個重武輕文的時代，秦漢時代的人們都推崇武力，大丈夫當效命於疆場，報效國家，要“馬革裹屍還”，不應該久事於筆硯之間。秦漢帝國的時代精神，大家從班超投筆從戎的故事中可見一斑。秦漢之際多悲歌慷慨之士、殺身成仁之人，在中國歷史上，素來有所謂“雄漢盛唐”之說。漢代文化偏重於陽剛，“雄”是雄壯，就是渾雄壯麗，具體表現為崇尚軍功、窮兵黷武；而“盛”則是指一種博大的文化胸懷，唐代文化繁盛，廣開西域通商之路，形成了一種萬國來朝的恢弘氣象，更加偏重於和平交往。可見與唐代相比，秦漢時代的中國人也像波斯人和羅馬人一樣，喜歡打仗。因此在英雄時代，在這些強大而富於擴張的帝國之間，經常會發生一些武力衝突。當然，這些武力衝突中，既有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也有文明國家與仍然處於野蠻狀態的遊牧民族之間的衝突。這兩種衝突都有，它們的結果也是迥然而異的。
那麼，我們首先來看看亞歐大陸西邊的情況。在西邊，強大的波斯帝國首先與希臘，後來又與羅馬處於對峙狀態中。由於它們在地理位置比較靠近，所以它們之間的交往也比較頻繁，當然這種交往主要是以武力衝突為主旋律。從公元前500年開始，首先是波斯人入侵希臘，從大流士一直到薛西斯，波斯人先後三次入侵希臘，結果以失敗而告終。有些西方人在談到希波戰爭時，老是喜歡炫耀地說，東方的專制主義一遇到西方的自由主義，就以失敗而告終。在希波戰爭中，希臘人確實捍衛了自己的獨立和自由，但是另一個方面，希臘人也從波斯人那裡學會了帝國主義。我老喜歡說，“帝國主義”這個東西，它最初是由東方人發明出來的，是由波斯人發明的，然後波斯人試圖把它強加到希臘人身上，雖然這種企圖未能成功。但是，一向奉行分離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希臘人卻在希波戰爭中從波斯人那裡學會了“帝國主義”，希波戰爭一結束，希臘各獨立城邦就陷入了爭奪霸權的統一運動中，到了腓力二世和亞歷山大父子建立了馬其頓帝國並統一了整個希臘之後，希臘人就像當年的波斯人一樣祭起了“帝國主義”這個法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對東方發起了進攻。結果呢，透過歷史實踐證明，西方人儘管不是“帝國主義”的始作俑者，但是他們在運用“帝國主義”方面卻比東方人更加得心應手。波斯人發動的三次希波戰爭都未能征服希臘，而亞歷山大大帝的一次反攻，就把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國給毀滅了。但是，亞歷山大的帝國曇花一現，他死之後，他帝國也分裂為三個受希臘人所統治的王國，即西亞的塞琉西王朝、希臘本土的馬其頓王朝和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兩百年以後，後來居上的羅馬帝國吞併了這三個希臘王國，又在西亞與新崛起的帕提亞帝國陷入了持久的拉鋸戰。
現在讓我們暫時把眼光鎖定在西亞和歐洲這兩個文明之間的關係上。歐洲的文明，從克里特、邁錫尼，一直髮展到希臘和羅馬，形成了對峙的一方；同樣西亞的文明，從蘇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