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自己除了玩弄權術一無所長，另一個雖不特別小人，卻是一個典型的誇誇其談的馬謖式人物，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史惇《慟餘雜記》歷數列位大帥：“內閣督師，只孫愷陽【承宗】少【稍】見方略耳。命劉宇亮，而宇亮以賞罰不中敗矣。命楊嗣昌，而嗣昌以襄藩失守敗矣。命周延儒，而延儒以受將帥賂又敗矣。至命吳�����患蔥小Ｃ�罱ㄌ���闖黿�鼙�蠢Ｉⅰ！保�190｝全不中用。本已搖搖欲墜的時局，託付給他們掌握，真可謂“破屋更遭連夜雨，漏船又遇打頭風”。說到這一點，崇禎用人錯誤，難辭其咎；假設袁崇煥不被殺，又假設洪承疇以守為主的戰略構想被尊重，遼事並非不可能出現另一種局面。
內憂外患，天不佑彼，而人事上又一錯再錯。試問這樣的政權，何得不亡？
兩個叛投者
把明王朝送上絞架的，不是一隻手，是兩隻手：闖軍和滿清。他們不單合力促成此事，而且對成果的分享，也很公平、有趣———李闖攻下北京，先在紫禁城享受權力，不滿四十日，倉皇出走，將金鑾殿讓與滿清，由後者穩居二百六十年。這個結果其實是合理的，默默反映著他們各自對於推翻朱明王朝的實際貢獻的大小。
關於這兩股勢力之崛起及發展的全過程，在此不可備述。我們只希望，於全部經過之中，找出一兩個令人矚目的瞬間，供讀者形象地瞭解明朝是怎樣徹底敗在他們手下。而歷史非常善解人意，它提供了這樣的瞬間，且以接近戲劇、小說的令人驚訝的高度巧合的方式，加以演繹。
我們將講述的是，分別出現在闖軍和清軍營前的兩個叛投者的故事。
據《明史·熹宗本紀》，天啟六年（1626），“八月，陝西流賊起”。越兩年，崇禎元年十一月，事態擴大，白水、安塞、漢南均有起事者，稱“闖王”的高迎祥即在其中。明廷初未予以重視，直到崇禎三年，始以楊鶴（楊嗣昌之父）為三邊總督，專任“平亂”事。行動頗為順利，劉應遇、洪承疇分別奏捷。但適逢去歲皇太極率大軍破關而入、逼圍北京（乙巳之變），各地以兵勤王，京城解圍之後，山西、延綏、甘肅等幾路勤王兵因無餉發生譁變和潰散，一路囂擾西歸，本來已控制住的民變，藉此反而由衰轉熾。這似乎是明末內亂的一大關鍵，計六奇所謂“流寇始於秦之潰兵”｛191｝，是當時歷史作者的普遍看法。
此後，民變明顯升級，陝晉兩省起事隊伍，有所謂“三十六營”，二十餘萬眾；張獻忠、李自成均於此時露其頭角。
在大約十年左右的光景裡，鎮壓與反鎮壓之間，事態起伏不定。農民軍曾經摧枯拉朽，也曾經一落千丈。官軍方面，也是剿撫彷徨，首鼠兩端。單以戰局來論，時而你佔上風，時而我居強勢，很難看清哪一方終將獲勝。
但是，崇禎十年｛192｝發生的一件與戰局無關的事，卻為結局預寫了註腳。
其時，河南連歲旱飢，而朝廷加賦不止，許多百姓背井離鄉，流浪乞討。
卻說開封府杞縣有個舉人，名叫李巖，人因乃父李精白官至督撫、加尚書銜，都恭稱他“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尚義，在左近一帶很有名。眼下，人民困苦過甚的情形，李巖實在看不下去，遂面見縣令宋某，冀望以李家的影響，稍舒民蹙。他提出兩個要求，一是“暫休徵比”，一是“設法賑給”。宋某的回答是，第一條根本辦不到，“楊閣部【楊嗣昌】飛檄雨下，若不徵比，將何以應？”至於第二條，也推得乾乾淨淨，“本縣錢糧匱乏，止有分派富戶耳”。不過，宋某所說其實也是實情，徵派是上面的命令，而賑災之事，縣裡窮得叮噹響，無力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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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兄難弟：由校和由檢（51）
李巖無言而退，在他看來，“止有分派富戶耳”這句話，分明是衝他來的。看來只好如此，“從我做起”。他願意帶這個頭———“捐米兩百餘石”，不是小數———希望別的富戶能夠跟進。
然而，願望落空，無人響應。
饑民憤怒了。在他們看來，李巖之舉除了證明他是個有良心的人，還證明了一點，即當成千上萬的人將成餓殍之際，另外一些人的莊院裡，卻堆著小山一樣、自己根本吃不完的糧食。這個反差確實太大。
饑民開始包圍富戶，要糧食；“以李公子為例”，讓富人們以李巖為榜樣，向他學習。“不從，則焚掠”，燒和搶。
富人就找縣令宋某，說：你該下令制止啊。
這是肯定的。宋某貼出告示：“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