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解散，各圖生理，不許借名求賑，恃眾要挾。如違，即系亂民，嚴拿究罪。”
這可是官方表態，代表法律，不遵，就要治罪了。但饑民哪裡還顧得了這些？他們砸爛告示牌，彙集到縣衙前，大呼：“終歸是要餓死，不如一道去搶。”
宋某不能禁，假意請李巖來做調解人。李巖重申先前兩個條件，宋某表示接受，饑民說：“我們姑且散去，如無米，再來。”饑民一散，宋某馬上給按察司打報告，稱：“舉人李巖謀為不軌，私散家財，買眾心以圖大舉。”按察司得報即刻批覆：“秘拿李巖監禁，不得輕縱。”
於是，李巖被捕。宋某這個蠢材大約以為，擒賊擒王，李巖一逮，別人也就嚇住了。結果訊息傳開之後，饑民趕來，殺死宋某，劫出李巖，把監獄裡的重犯全都放跑，倉庫被一搶而空，成了真正的暴動。
李巖對大家說：“汝等救我，誠為厚意，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如歸李闖王，可以免禍而致富貴。”顯然只剩這條路了。於是，李巖將家中付之一炬，帶領眾人投李自成而去。
為什麼說李巖是“叛投者”？他是大明兩百餘年來，第一個“從賊”的舉人。
本朝先前造反的，都是草民，都是被統治物件，一代又一代，成千上萬，人數再多，在這個方面不曾有變。李巖身份截然不同，他是有功名的人，是老爺，是政權的分享者。這樣一個人，投入造反大軍，成了自己陣營的“叛徒”。這件事，說明統治階層的信念已經動搖，已經從內部發生危機；同時，也使###的性質有了根本的改變。就此意義論，一個李巖的加入，勝過以前成百上千的參加者；因為，當叛投者出現時，人心向背、歷史趨勢才表現得確鑿無疑。
其次，李巖是知識分子。歷來，目不識丁的農民起事，一旦有知識分子加入，都意味著重大轉折。因為不管怎麼說，在社會的歷史階段本身不曾發生質變時，造反的結局終將重新回到該歷史條件下的主導意識形態或者說“道統”之下，農民起義的成功歸宿仍將是新王朝、新皇帝的誕生。所以農民起義欲成其事，缺少不了掌握著意識形態、能夠幫助他們重建秩序的知識分子。反過來，有知識分子前來投奔，也證明起事者有“王者之氣”。
對李巖出現在闖軍，人們有理由聯想到當年李善長、劉基、宋濂等一批知識分子出現在朱元璋帳下的往事，正是從那時起，朱元璋脫離了單純的暴動者形象，開始踏上建國之路。
李巖對於李自成，也完全起到這種作用。他對後者提出一系列重大戰略建議，行仁義、管束軍紀、圖大事而不只以劫掠為生。比如他針對朝廷大肆徵比的做法，專門為李自成制定“不納糧”的宣傳口號，令各地百姓翹首盼望闖王到來，“愚民信之，惟恐自成不至”。這似乎是並不難以想到的對策，然而，李巖到來之前，闖軍確實不曉得以此換取民眾支援。
據說，隨後來到闖軍的另外兩個智囊人物牛金星和宋獻策，亦系李巖所引。
李巖“叛投”一事，在當時士林造成的震動，是顛覆性的。計六奇在清初回憶說：“予幼時聞賊信急，鹹雲‘李公子亂’，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猶疑即李公子。”在士紳階層，竟然在很長的時間裡，將起義領袖傳為“李公子”，不知李自成其人，可見“李巖效應”之強。｛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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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兄難弟：由校和由檢（52）
說起李自成能夠成就一番事業，除了明祚已盡，該當滅亡以外，他自己要感謝的方面也很多，真是天時、地利、人和都站在他這一邊。李巖歸附是這樣一種象徵，也是他事業轉折的一個實際的關鍵點。此外，還不能不提到，滿清在北京東北一帶施加的巨大壓力。這種壓力不僅僅是在心理上給明王朝造成“國勢殆矣”的恐慌感、末日感，它甚至也轉化為最直接最現實的影響。
敘至此，第二位“叛投者”就出場了。
此人姓洪名承疇，字亨九，福建南安人。明萬曆四十四年進士。累遷陝西布政使參政。陝西亂後，崇禎以承疇能軍，遷延綏巡撫、陝西三邊總督，繼因屢建功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督河南、山、陝、川、湖軍務。
他雖然是文人出身，卻很能打仗，受命以來，大大小小歷次征討，基本不曾失利，是名副其實的“常勝將軍”。崇禎十一年，洪承疇在潼關大戰李自成，完敗之，“自成盡亡其卒，獨與劉宗敏、田見秀等十八騎潰圍，竄伏商洛山中”｛194｝。八月，洪承疇正式上報：“陝西賊剿降略盡。”｛195｝
洪承疇部，已是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