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政府軍的精銳王牌。崇禎對民變問題的嚴重性，一直有所輕估，“攘外”與“安內”之間，他的排列順序，前者優先於後者。崇禎十二年初，他發表洪承疇為“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總督薊遼軍務”———跟當年袁崇煥一模一樣的任命———移師東北，以為屏障。這個認識，談不上錯誤，雖然更合理的應該是“攘外”與“安內”並重，情形都很嚴峻，但在明軍善戰之師捉襟見肘的現實面前，舍彼就此，亦屬無奈之選。
可以說，客觀上滿清幫了李自成一把。設若洪承疇繼續留在原處，領導征剿工作，李自成的東山再起，應該很難。
現在，洪承疇來到東北邊防。他是否還能夠像在三秦大地時一樣威風八面，再建奇功？坦率地說，這不取決於他，取決於對手。
必須認清對手，正確評估敵我雙方態勢。彼強我弱？我強彼弱？抑或處於均衡？實際情形是，清強明弱。
洪承疇的認識是清醒的。他給崇禎的建議是以守為主，所謂“可守而後可戰”。把雙方解讀為均勢，誰都吃不了誰。嚴格說，這已超出事實，以明朝之弱，守並不易。同時，已被圍困四月的錦州守將祖大壽，也派人傳遞訊息，城中糧食仍然足可支撐半年，強烈主張與敵相拒，“毋輕戰”。可見前線將帥對局勢的各自研判，頗相一致。
然而，崇禎以及一幫不知兵、不調查研究、好發豪言壯語的文臣，不能接受對“區區”“酋奴”採取守勢。崇禎提出“滅寇雪恥”的口號，兵部尚書陳新甲也錯誤估計形勢，以為戰可勝之。
洪承疇不能直接拒絕（“新甲議戰，安敢遷延？”），用後勤供應跟不上為由回覆，再次要求：“鞭長莫及，不如稍待。”崇禎倒是被說動了，陳新甲卻堅持前議。他致函洪承疇，指責說：“用師年餘，費餉數十萬，而錦【錦州】圍未解，內地又困，何以謝聖明，而副中朝文武之望乎？”
洪承疇無奈，只得催動一十三萬人馬，在與三百年後“遼瀋戰役”幾乎相同的地點，與清軍決戰。
兩軍一旦相遇，首先害怕的人，卻是陳新甲派來的兵部觀察員張若麒。此人在慫恿陳新甲決意一戰上，起過關鍵作用。真刀真槍之時，他現出好龍之葉公的原形———雖然漂亮話繼續掛在嘴上，內心的恐懼卻遮掩不住。他說：“我軍屢勝，進軍不難。但糧食補給好像跟不上，而且還要多線作戰。既然如此，暫時退兵，以待再戰，我看也是可以的。”
從前面祖大壽的例子可以推知，與清軍決戰不可能取勝應系前線將領的普遍看法。本來就認為不可戰、不當戰，被硬逼前來一戰，結果卻在大戰一觸即發之際，“上面來的人”忽然說洩氣話，改口不戰亦可。軍心立刻渙散。大同總兵王樸，首先率部遁去，瞬間引起連鎖反應，“各帥爭馳，馬步自相蹂踐，弓甲遍野”｛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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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兄難弟：由校和由檢（53）
諸將並無主帥命令，自行退卻，且丟下主帥不管。此之謂兵敗如山倒。
十三萬大軍全部跑光，只剩下洪承疇及其所率一萬人困守松山。即便如此，也堅持了將近七個月。崇禎十五年三月，城破，洪承疇被俘。祖大壽在錦州旋亦投降。
一場本不必要的決戰，以明軍主帥被俘、寧遠以北盡失的結局告終。這場戰役之於明、清兩國，跟拿破崙敗於滑鐵盧、納粹德國敗於斯大林格勒這些事件在各自歷史中的意義相仿。在那一刻，明清兩國的命運已被徹底決定。但有一點不同，此前，明朝並非唯有決戰這一條路，它有別的選擇，然而卻主動找上門去，邀請潰亡更早地到來。
洪承疇被俘事，明廷久不知，以為戰死。這從一個側面，顯示整個戰役中朝廷與其軍隊彼此暌隔，洪承疇完全孤懸在外。仗能打成這個樣子，居然還輕言開戰，聞所未聞。
被俘後的情形，明人無從記述，現在只能從清人嘴裡瞭解一些。《清史稿》說：“上【清太宗皇太極】欲收承疇為用，命范文程諭降。”而洪承疇的表現是，“謾罵”，不從。
謾罵，是一定的，否則洪承疇無法向內心自幼接受的儒家倫理交代。但玩味一下，也許，謾罵或者別的舉動在這裡更多是一種“儀式”；或者說，一種“程式化動作”。
范文程不急於求成，甚至也不提勸降之事，只是與洪承疇漫談，聊他們作為知識分子共同感興趣的“今古事”。閒談中，範睜大眼睛，不放過任何細節。一天，他捕捉到這樣一個細節：房樑上偶然有灰塵落下，落在洪承疇衣上，後者馬上用手輕輕拂去。范文程在將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