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由說明為什麼北方籍官員不能一同南下，但他們在河北、山東、山西的田產，使其難以離開”。｛210｝這是標準的西方人思維。
從明代官場的特殊性看，在此作祟的，可能恰恰是政治道德作秀的風尚。虛偽已成習慣，人們在現實面前拋棄責任，碌碌無為甚至翫忽職守；但是，說空話、說漂亮話、把自己打扮成倫理綱常最忠實的衛士，卻爭先恐後。國家存亡可以不顧，所謂“名節”卻務必保持。光時亨本人並非北方人（南直隸桐城人），他跳出來，與實利無關，純屬作秀。如果這種人最後真像他當初慷慨激昂宣揚的那樣，為國盡忠殉道，也就罷了，事實上農民軍破城，光時亨率先趕去，長跪不起迎降。可悲朱由檢實際上等於被這幫沽名釣譽的偽君子，以倫常、道德（“國君死社稷之義”）所脅迫和綁架，充當他們“高風亮節”的人質。對此，計六奇痛心評曰：
假令時亨罵賊而死，雖不足以贖陷君之罪，尚可稍白始志之靡他，而竟躬先從賊，雖寸磔亦何以謝帝於地下乎？是守國之說，乃欲借孤注以邀名，而非所以忠君也。｛211｝
相反，支援南遷、當時被扣上怕死誤君大帽子的人，如把李明睿推薦給崇禎的李邦華，和大學士範景文，最後關頭卻能捨身殉國，以事實回擊了所謂倡論南遷意在避死貪生的汙衊。然而，在政治道德高調面前，傳統的中國人向來沒有反抗的勇氣。高調明明誤國，大家卻都翕然相隨，加入合唱。此番亦然。光時亨的高調讓滿朝緘默，誰都不肯擔怕死誤君的惡名———因為他們在惜自己的名譽，勝於惜君王社稷的命運。
崇禎碰了一鼻子灰。但他猶未死心。過了一個月，二月下旬，軍情益急，崇禎召開御前會議，李明睿、李邦華再提南遷之議。兩人提案有所不同：李明睿仍持前議，即御駕南遷，李邦華似乎已將衛道士們的輿論壓力考慮在內，他建議皇帝守國，而由太子監撫南京。現場諸臣默不作聲，唯少詹事項煜表示可以支援李邦華提案。這時，光時亨再次扮演道德法官角色，他質問道：“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為，將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乎？”這是指安史之亂唐玄宗逃往成都，而太子李亨為宦官所擁，在寧夏靈武稱帝、以玄宗為太上皇的事。言外之意，近乎指責李邦華等謀反。於是，更無人敢吱聲。這種群策群議場合，崇禎只是聽取群臣議論，不能直接表態，然而絕大多數人卻保持沉默、不置一辭。｛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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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兄難弟：由校和由檢（59）
這意味，他不難讀懂。
翌日，崇禎召見閣員，正式表態。一夜之間，漫漫黑暗裡，無人知道他想了什麼，又想了多少，總之，此刻他面目全變，說出一番毅然決然的話：
祖宗辛苦百戰，定鼎於此土，若賊至而去，朕平日何以責鄉紳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謝先經失事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獨去，如宗廟社稷何？如十二陵寢何？如京師百萬生靈何？逆賊雖披猖，騰以天地祖宗之靈，諸先生夾輔之力，或者不至此。如事不可知，國君死社稷，義之正也。朕志決矣！｛213｝
這就是他對諸臣昨日沉默的讀解，他讀懂了沉默下面的每一個字。眼下，他經自己之口說出來的每句話，都是別人心裡所盤旋的想法，精準之極，分毫不爽。他知道，面無表情的諸臣，人人心中都打定這樣的主意：決不讓這段話涉及的道義責任落在自己身上。
崇禎大徹大悟：他非但不可能從諸臣嘴裡聽到贊成南遷的表示，而且，只要他流露一丁點這種意圖，就將被這些人當做充分表演如何忠貞不屈、願為百姓社稷獻身、置個人安危於度外的高尚情操的機會，同時，會用痛哭流涕的苦諫，把他———崇禎皇帝———刻畫成一個拋棄祖宗、人民，自私膽小的逃跑者。
假使崇禎是朱厚照、朱厚熜、朱翊鈞、朱由校式人物，他本可以根本不在意群臣給予自己什麼道德壓力，本可以裝聾作啞或者打屁股、殺人———總之，一意孤行，不惜採取各種手段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然而他不是，他偏偏很愛惜臉面，在道德、人格、情操上自視甚高，以至於有些孤傲。
他曉得自己被捆上了道德的戰車，卻無意脫身，反倒賭氣似的生出“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激越，於是發表了上述談話。自那一刻起，他已抱必死之心。推心置腹地猜想，此前的夜半時分，他會獨自在內心有激烈的思想鬥爭，與他的列祖列宗、他朱家的歷史有過一番對話；當他無可奈何地意識到孤家寡人的絕境，以及由於若干先帝的玩怠失政，這個家族對歷史所欠下的沉重債務，那麼，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