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或獨到之處，先前的帝王沒一個比得過他。你看他揮舞著“雌雄雙劍”，一手“文字獄”，一手“八股取士”，把知識分子馴得服服帖帖。尤其是“八股文”，扣住了讀書人的命門。因為命題只限於《四書》《五經》（當然都經過《孟子節文》式的處理），舍此以外讀書再多都沒用，所以知識分子的思想就被死死地限制在這個令人放心的黑屋子裡面。他的這些創造，讓取代明朝的清人佩服得五體投地。後者以“外夷”入主中原，更需要思想的禁錮和麻木，所以對朱元璋的兩###寶照單全收，一手“文字獄”，一手“八股取士”，以致到所謂的“康乾盛世”時期，活潑、自由的思想杳無蹤跡，書生學人一頭紮在考據、章句、版本、目錄之學中。
中國的人文精神就此沉淪，直到清末，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巨大震撼下才重新甦醒。當時，龔自珍一邊無奈於“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一邊痛切發出“萬馬齊喑”的哀嘆，並寫出《病梅館記》一文，內雲：“有以文人畫士孤癖之隱，明告鬻梅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以求重價，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畫士之禍之烈至此哉！”堪稱專制主義下對病態人文精神的絕妙寫照，那所謂“文人畫士孤癖之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