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形下國家政治都不能被侵犯被破壞的禮法———甚至當從道德層面可以得出相反結論的時候。比如暴君被殺，依《春秋》的書法，也仍舊要用“弒”字，不能稱“殺”，《春秋·襄公三十一年》曾記“莒人弒其君密州”，這件事，實際上是莒國國君為其人民所共棄，但《春秋》堅持稱“弒”，因“弒”字當中，保留了以下犯上的意思，這層意思在孔子看來必須申明，哪怕那暴君已到了“國人皆曰可殺”的地步，國家體統仍是要堅持的。所謂“春秋筆法”，實際上就是借對歷史事件的書寫，形成評價，建立一套理性的政治原則。例如：吳、楚兩國國君已稱王，《春秋》仍堅持周天子所予封號，稱“子”。公元前6３1年，晉文公很不客氣地以霸主身份將周襄王召至河陽、踐土（古地名，在今晉豫一帶）接受諸侯朝拜，這是嚴重違反禮法的舉動，《春秋》於是記為“天王狩於河陽”，因為“‘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狩’”｛37｝。用這種記述方式，捍衛他認為絕不可以動搖的秩序。魯惠公死後，嫡子（後來的魯桓公）年幼，因此由繼室之子暫攝君位，這就是魯隱公，《春秋》對此事，很嚴格地寫作“元年，春，王正月”，雖然確實發生了新君即位的事實，但在文字上絕對不用“即位”字眼，只用“元年”來表示發生了執政者的交替，這樣死摳字眼，在於強調忠實於程式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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