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朱棣。那“獨夫”式的極權，既令朱棣垂涎三尺，他自己又生性極適合這權力。於是，朱允炆時代短短四年便迅速崩潰。朱元璋自己雖未選對接班人，但他所設計的權力體制卻準確無誤地找回最正確的接班人人選。
偽君子朱棣（11）
罪惡是一種本質性的力量。
罪惡一經種下，就將同生命一樣，要生長，而且無法遏止。
從朱元璋設計的極權體制，到朱棣取代朱允炆充當這種權力的繼承人，有必然性。從朱棣攫取這種權力，到他發展、完善之，將其進一步推向極致，也有必然性。
朱元璋廟號“太祖”；朱棣起初的廟號是“太宗”，後來嘉靖皇帝將他的廟號改為“成祖”。這一改，改得大有道理。因為到了嘉靖年的時候才看得越發清楚：明朝的政治制度和統治方式，朱元璋只是創始者和奠基者，並非完成者；朱棣對這一權力形態的完成，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因此嘉靖皇帝才不僅將朱棣放到與朱元璋併為二祖的地位，而且用了一個“成”字來評價他的貢獻。
成就的“成”，成功的“成”。
他的成就是什麼？成功又在何處？
當然不僅僅是一路以摧枯拉朽之勢直搗南京，將侄子朱允炆趕下龍床。毋寧說，當他終於一屁股坐在寶座上時，一切不過剛剛開始。
“合法性”的夢魘
雖然空前的極權，刺激、誘惑並催生了朱棣這樣一個人物，雖然事實證明朱棣才是朱元璋構建的體制的合格繼承人，然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畢竟是以不合法的方式得到了似乎原本天生就該屬於他———或者說只有他方與之相配———的權力；而在另一方面，他的權力越是來得不合法，他就越會想方設法、調動一切手段來強化這權力，結果二者反倒相得益彰，彼此生髮，將各自的真諦發揮得淋漓盡致。
中國古代帝權的最高階段，便以這怪異邏輯找到了自己完美的代言人。
朱棣以武力推翻建文帝，雖非不費吹灰之力，但確實頗為順利，就像兩個不同重量級的拳手之間的較量一樣沒有懸念。
他稱帝的真正障礙，不是朱允炆，而是“合法性”。
當把守金川門的谷王朱橞和李景隆為他開啟城門之時，戰爭結束了，然而朱棣卻意識到，現在他才面臨著真正嚴峻的考驗。作為勝利者，他享受到的不是歡迎、擁戴和臣服。他贏得了戰爭，卻沒有贏得承認。史料為我們揭示出朱棣進入南京城時所遭遇的尷尬局面：迎降的朝臣不過百十號人，而“遁去者，達四百六十三人”｛33｝，這還不包括自盡者、被捕者。假如置換為現代民意調查的表述方式，朱棣的民意支援率不足百分之二十。
為什麼？
朱允炆良好的聲譽是一個原因。萬曆年間，李贄於《續藏書》借評述方孝孺其人之機，極大膽地在同洪武嚴政相對照的意義上，稱讚建文的四年之治：“蓋【洪武年間】霜雪之用多，而摧殘之意亦甚不少。建文繼之，專一煦以陽春。”比朱元璋為嚴冬，而把朱允炆比做陽春，乃至說他善始善終地（“專一”）只把溫暖帶給民間。這個說法應不過分。朱鷺在其詩《過金陵吊方正學諸臣》裡寫：“四年寬政解嚴霜，天命雖新故忍忘？”嚴霜，指朱元璋；天命雖新，指朱棣上臺。詩句中對朱允炆懷念之意甚濃。
不過，這是較次要的原因。雖然古代因為“人治”的習見，對賢君心嚮往之，但朱棣之不受歡迎，卻不可以這樣簡單地歸結到對他們個人品質的愛嫌。
士大夫，或者說儒家官僚，有自己的政治理性。它反映在若干原則上，例如君臣之義，宗法關係，王朝繼嗣制度等。這些原則，基於儒家對心目中政治秩序的訴求，關乎它所理解的國家根本和大體，是不可破壞的，具有超乎道德之上的地位，也是優先於道德標準的最高標準。
孔子在世時，即有意識地致力於建立這種秩序，他在七十歲左右的高齡，完成了畢生最後一部著作《春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34｝此書之作，即為正名分、立褒貶，司馬遷評曰“以繩當世”｛35｝，近人則稱“儒家政治思想，以《春秋》為最高標準”｛36｝。孔子自己有一句話：“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對此，經學家劉熙解釋為：“知者，行堯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絕者。”意即《春秋》樹立了一個標杆，明確了應該怎麼做，和不可以做什麼；為此，有人會擁戴，也有人會怨恨。這究竟是什麼樣的標杆呢？說到底，就是制度，是任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