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策則是“以己寘【填】之”｛124｝，親自坐鎮北京以應付邊患危機。
促使朱棣遷都的這三個原因，它們所佔比重分別排一排的話，我的看法是，削弱藩王實力為第一，好大喜功為第二，擺脫在南京的不快為第三。
朱元璋在定都問題上，曾頗費斟酌。他打下金陵（南京）後，在那裡當了吳王。後來統一全國，究竟選擇何處為京師，暫定南京，考慮來考慮去，考慮過開封、洛陽和長安，十年後（洪武十一年）才正式宣佈南京為“京師”。因此，說朱元璋對南京情有獨鍾，認定明朝都城只能建在南京，不是事實。
不過，朱元璋對南京並非情有獨鍾，不代表他會選擇北京。在南京以外的數種考慮中，北京不在其內。朱元璋以光復漢族文明的英雄自居，他身上有著濃厚的民族主義氣息，這在當年他以徐達為統帥發軍北伐釋出的文告中表露無遺：“北逐胡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雪中國之恥。”｛125｝朱元璋提的這些口號，連清末革命黨人也還在用。他是以中國被元蒙統治為恥辱的，而元大都則正是這樣一個象徵，所以在滅元之後，他特意將大都改名“北平”，取其“平定北虜”之意（無獨有偶，清亡後，國民政府亦將北京改名“北平”）。基於這樣的思想根源，朱元璋斷不肯將他的漢族政權中心設於曾經的恥辱之地。同時，他在南京、開封、洛陽、長安之間斟酌，亦是沿怎樣才能更好地繼承“中華之統”這一思路來做定奪。考慮開封，純粹因為它是明以前最後一個漢族政權的所在地（南宋的臨安屬於淪陷之後的偏安之地，不算數），但從地理形勢和位置考慮，實在不佳，故而放棄。洛陽、長安，則是千年來“中國”最正統的建都之選，朱元璋很想延續這樣的歷史，但也因種種原因而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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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君子朱棣（36）
最後定於南京，可以說是朱元璋既堅持恢復“中華”、又“與時俱進”通盤考慮的結果。除了地理與“王氣”這方面的考量（對此，劉基、陶安、葉兌、馮國用等許多人，早就做過各種論證，說金陵虎踞龍蟠，兼有長江天塹，相當得天獨厚），金陵自三國時代以來，也有多次做國都的歷史，而且除了曾被蒙古人統治，大部分時間沒有淪於異族之手，“中華”文明傳統儲存得比較好一些。至於“與時俱進”，實際自唐代以後，中國的經濟重心乃至文化重心，都已南移，從黃河流域移至長江流域，商周秦漢之際北方的發達與繁盛，已然不再，南方，尤以長江三角洲地帶為中心，漸成中國財賦之區和主要物產地，所謂“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為其會【集散地】”｛126｝。如抱著舊理不放，仍將國都建於長安、洛陽，固然頗能體現“中華”光榮傳統，但以古代交通之不便，空耗物力與民力的問題將是嚴重的。所以，明定都南京，是順應歷史變遷之舉，有其必然性。此後，從明、清、民國至當代，國都之選始終在北京、南京兩地之間，客觀地說明了南京所具有的這層意義。
此外，還有一點。
定都南京，直接反映了朱元璋立國、治國的基本理念。朱元璋雖很願意以民族復興英雄自居，卻並非一個頭腦狂熱者，更非好戰黷武之徒。他的思想，混合了漢族中心主義的自大與閉疆自守這兩種因素，而有趣的是，這兩種因素把他推向一個結論：中國———此時“中國”的含義基本是指傳統上的漢族國家———應該做的，是關起門來過自己的好日子。漢族中國的擴張，在漢唐兩代達到頂峰，此後不僅喪失了這能力，似尤缺乏這樣的興趣。宋代版圖是歷來統一的中國最小的，也許因無力擴張。但朱元璋終於憑藉武力擊退了不可一世的蒙古人，依勢而論，他本極有資格以政治軍事強人的姿態，做一番開拓疆土的美夢，但是他卻選擇了偃武修文。｛127｝他鄭重地在親自頒佈的《祖訓》裡申明他的考慮，並要求子孫後代遵行不悖。他是這樣闡述其理由的：
四方諸夷【野蠻人】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邊緣、侷促而可憐】，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其地窮瘠】，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其人文落後】。若其不自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犯，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殺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指包括蒙古在內的北部“蠻族”，對“中國”歷來的威脅幾乎全來自這裡】與中國邊境密邇【邇，近也】，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防備】之。｛128｝
品味這些話，真是好玩至極———既驕傲自大又相當謹慎保守，既不把別人放在眼裡又不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