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他們擔驚受怕。打個比方，就像被一群既窮而又愛撒野的鄰居所包圍的富人，心裡很不屑，也很不安。把這些話通俗地翻譯一下無非是：
這一帶唯獨咱們生活富足，家裡什麼都不缺，我們不需要去搶別人的東西，倒是四鄰肯定對我們很眼紅。他們如果來偷來搶，是他們自討苦吃，因為我們有錢又有勢，倒黴的必是他們；但倘若我們以富足之家，去跟這些窮鬼一般見識，惹是生非，也極不明智，屬於自尋煩惱。所以，家人必須牢記：關起門，悄悄過自己的好日子，不許生事，不許仗勢欺人；但過好日子的同時，也不要掉以輕心，特別對北邊姓“胡”的那家人，更應提高警惕。這家人誠非“善茬”，多少次打上門來，將來恐怕也積習難改，咱們得學些武藝，用於防身。
由這思想，朱元璋形成了他的基本戰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低調面世，不搞擴張主義，對周圍“四夷”奉行和平外交路線，即便是心腹之患的北部邊境，也以防禦為本。他下了死命令，列出一系列“不徵之國”，從東北的朝鮮、日本直到東南亞和印度###半島凡十五國，都在其列，獨將當時橫亙整個北方、西北方的“韃虜”排除在外———但這也是以防萬一敵人來犯，吾仍保留迎頭痛擊之權利，而非主動與之開戰。
偽君子朱棣（37）
朱元璋的很多重大決策，均與這一基本戰略有關。如分封諸皇子，坐鎮北部邊境；如明朝處理外交關係特有的“朝貢制度”｛129｝；自然，也包括將首都定於南京。
南北朝以降，北方蠻族數次對中原的大舉入侵，都受到長江這天然屏障的阻隔。嚴格地講，這種特徵在三國時期已凸顯出來。正是這樣，自那時起，長江已漸成中國地緣政治的一個重要標誌，多次實際充當分裂時期中國的分治線，或潛在地被寄予這種期待（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國際勢力也還提出過國共以長江為界分治兩邊的設想）。作為決心採取守勢的君主，朱元璋選定南京為首都是適當的。南京與北部邊防之間的巨大緩衝地帶，既是他的防禦性戰略所需，似乎也是一個退避三舍的標誌，來昭示他無意擴張、“一心一意搞建設”的治國思路。
朱棣將明朝首都改置北平，姑不論其他，先自根本上動搖和改變了朱元璋的基本國策。要知道，他是打著維護“祖制”的旗號（指責朱允炆當政後實行的一系列改革）興師問罪、奪取權力的，但實際所做，恰恰對朱元璋最核心的治國方略加以反動。過去有句話說，打著紅旗反紅旗，是一切野心家、陰謀家的慣用伎倆———朱棣所為，正此之謂。
朱棣十分清楚這一點，所以從遷都念頭萌動到最後實現，他做了無數小動作，掩人耳目、後臺操縱、暗渡陳倉、緩慢推進，總之偷偷摸摸、費盡心機，充分展示其偽詐的天性與天賦。
第一個小動作：永樂元年新年剛過，正月十三日，禮部尚書李至剛夥同幾個人進言：“昔帝王起，或布衣平天下，或繇【與“由”通】外藩入承大統，而於聲跡之地皆有升崇。切見北平布政司實皇上承運興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朱元璋）中都之制，立為京都。”｛130｝這番話前半部分基本生拉胡扯，歷史上沒有幾個皇帝把自己的出生地搞成京都，也就是朱元璋比較自戀，曾以臨濠為中都。李至剛等幾個馬屁精便搬出這一點，請求將北平升格為京都。這李至剛，洪武年間就受過處分，建文時期又因事下獄，做官記錄差得很。朱棣上臺後，由於李至剛“為人敏給”，“善傅【附】會”，頗得朱棣青睞，做到禮部尚書，“既得上【朱棣】心，務為佞諛”，“朝夕在上左右”，“甚見親信”——— 《明史》在一番描述後，特地強調他“首發建都北平議”，作為此人“善附會”，“務為佞諛”的實績。｛131｝綜上所述，可以肯定李至剛的建議絕非出於他本人，而是朱棣親自授意的結果，甚至極可能安排李至剛做禮部尚書即是為了讓他來提這樣的建議（這類事由禮部尚書來提，最名正言順）。李至剛建議一上，朱棣便即照準，“制曰：可。其以北平為北京”｛132｝。於是，朱元璋擬定的“北平”地名，悄然變做“北京”———聞名遐邇的“北京”一詞即於該日誕生，而從此明朝變成兩京制，南有南京，北有北京，終明一世皆如此。只不過，眼下第一京都和事實京都是南京，到後來則相顛倒，北京變成第一京都和事實京都；朱棣玩的是障眼法，先用兩京制遮掩他已經決定定都北京的打算。
第二個小動作：當年五月，朱棣再次在廷議時提出“北京，朕舊封國，有國社國稷，今既為北京，而社稷之禮未有定製，其議以聞”｛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