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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天子是少年，問題就出在這兒。倘只視其為普通孩子，朱厚照上述行為，大多並不如何乖張，雖然年屆十五還喜歡玩騎馬打仗、過家家一類遊戲，或許有點缺心眼兒，但出格與古怪卻談不上。甚至就連他放浪形骸、醉臥花叢的行徑，也不過是古往今來任何一個“問題少年”都可能誤入的歧途，是好是壞，終究屬於他個人的問題。
然而，他不僅僅是一個普通孩子，他是皇帝、天子，是一身系天下、系萬民的九五之尊。事情荒唐就荒唐在制度把這樣一個孩子放到這樣一個位置上。從正面講，為君者必須恪守君道，儒家倫理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說做君王的要守君王的本分與義務，做臣子的要守臣子的本分與義務，做父親的要守父親的本分與義務，做兒子的要守兒子的本分與義務，大家都不失名分，社會才有君臣之義，家庭才有父子之倫，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那樣，天下必然大亂，家國只能不保。從負面講，既然君主極權體制賦予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力，其個人品質就完全成為國家安危、百姓禍福的唯一決定性因素。趕上有進取心的君主，則國家幸甚；哪怕次一等，只要為君者不太犯渾，雖然庸庸碌碌、無所作為———比如弘治皇帝———黎民也算有造化；一旦這麼巨大的權力與某個下流坯捆綁在一起，結果只能是災難性的。
朱厚照：一不留神當了皇帝（14）
權力“毀”人不倦，尤其是不受約束的權力。現代民主政治出現以前，沒有一種能對君主權力進行有效制衡的法律制度，但並不等於毫無約束。就中國而言，採取的是道德的辦法，即儒家政治倫理。第一個中央集權式的君主專制政權秦帝國出現之後，因為毫無制約，君主自我膨脹、為所欲為，結果短時間內嗚呼哀哉。這一點後來的統治者都看在眼裡，所以繼秦而起的漢王朝，一方面接過了秦代中央集權式的君主專制政體，另一方面也為了它自身的利益，而在統治趨於穩固的武帝時代“獨尊儒術”，正式承認儒家倫理為君主專制的政治基礎。概約地講，此一政治基礎有兩個要點：一是君權神授、至高無上、不容侵犯，二是君主應自覺接受以抽象名義出現的“天”、“道”，實即儒家倫理的約束，做“有道明君”。漢武時代所奠定的中國君權的這一政治基礎，為以後歷朝歷代所傳承，幾無例外，機構之建、職官之設、禮儀之訂乃至教育考試的目的與制度，都由此而來。不過，這政治基礎雖然不再是一條腿，而是兩條腿，但它只是一種“共識”而非契約，非常脆弱，不具強制性，尤其對於君主來說。責任感強的君主，或願意學習儒家倫理並虛心接納其約束，倘若碰上稟性陋劣的君主，儒家倫理簡直形如廢紙；因為享受無邊權力的誘惑，確實沒幾個人可以抵擋，權力之“毀”人，能量無可比擬。所以歷來的君主中間，七成以上都是胡作非為、禍國殃民之輩。
縱觀朱厚照一生，不得不說這個人生來有些病態的性情，人格發育明顯有偏差，但他恰恰在最需要引導的年紀失去父親，自己卻當了皇帝。從心理學可知，對孩子特別是男孩來說，“無父狀態”極為致命，那意味著準則、模範、禁忌、秩序乃至理想的一系列缺失。生而不知有父或未成年而遭遇“父親”符號的空缺，要麼會使人的成長失去方向，要麼會置人於權威瞬間瓦解、底線突然潰散的境地。朱厚照不僅面臨著這樣的局面，更糟糕的是，他同時還被賦予巨大無邊的權力，成為“老子天下第一”的皇帝，這對於他原本極富破壞性的人格，不啻是如虎添翼，令所有人束手無策。
儒家倫理這套系統仍在運轉，試圖發生作用，然而在“少年天子”急欲釋放對“無父狀態”歡欣鼓舞的心態面前，它簡直就是一個笑柄。先帝遺言“東宮聰明，但年少好逸樂。先生每【們】勤請他出來讀些書，輔導他做個好人”。幾位老臣安敢忘懷？根據祖制，明代的天子終生實行制度性學習，學習的內容為儒家經典、“祖宗”的訓誡與箴言以及國家地理等，形式主要有“日講”和“經筵”兩種，前者為日常功課，後者為專題性的較深入的經典講座。弘治所謂“勤請他出來讀些書”，指的就是輔臣應該幫助新君把“日講”和“經筵”堅持下去。我們從《武宗實錄》中看到，從朱厚照即位的弘治十八年，到改元后的正德元年、正德二年，圍繞著“聖學”之事，朱厚照與大學士劉健、李東陽等人反覆拉鋸周旋，彼此扯了近兩年的皮。一方以先帝囑託為由，鍥而不捨，反覆勸學、奏請復講，一方則想方設法加以拖延推辭。
弘治十八年十月，劉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