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雖為滿清所滅，但其二百來年曆史中的外患，大部分時間仍來自舊敵蒙古人。自從朱元璋把元順帝攆回大漠之後，這個曾經建立橫跨歐亞大陸、有史以來最大國家的民族，似乎一夜之間被打回原形，重新變做“馬背上的民族”，東遊西竄，除了放牧，便以騷擾、劫掠為生，不復有穩定的政權和疆域。他們似乎變得很古怪：一方面，其富於傳統的騎兵戰鬥力依然很強，完全可以勝任攻城拔寨的使命，另一方面，卻又顯得對此毫無興趣，每次行動打了就跑，搶了就知足，從來不曾顯示出對明朝有“收復失地”的壯志。有時，蒙古人明明可以輕鬆拿下北京，卻讓人很費解地收手不為，自行遁去。特別是正統年間的“土木之變”（1449年），英宗朱祁鎮竟然被蒙古瓦剌部落所生擒，隨即兵臨北京城下，此時北京被圍，完全是孤城，哪怕圍而不打，也勢難堅持；結果，瓦剌軍隊卻只是提出索取金帛財物的要求，被拒絕後，攻城只五天，便失去耐心、興味索然，於城外大肆擄掠一番即行撤退，一年後，更將英宗白白放歸，並不以為奇貨可居———其無“大志”，一至如斯！
以為經江彬一番培訓而於兵戎之事已然學成，且自封“威武大將軍”的朱厚照，眼下正沿城塞一線四處尋找蒙古人，以便與此強敵過招，來證明一個蓋世英雄的存在。令人著惱的是，蒙古騎兵完全採取“流寇主義”，剛有情報說某處發現他們的蹤影，趕到時卻即之已杳。正德十二年九、十月間，朱厚照率著人馬從宣府趕到順聖川西城（今河北陽原，與冀晉交界處），再向西折往大同、陽和衛（今山西陽高）等，處處撲空，不免令急欲一逞的朱厚照感到大煞風景。
十月中旬，他們終於在應州（今山西應縣）一帶發現大量蒙古軍隊。十八、十九、二十日，連續三天與蒙古軍隊遭遇，但略一接觸，蒙軍便脫離戰鬥，不知去向。當時有人分析，蒙軍“其眾甚多，卻乃藏形匿影，外示寡弱”，告誡朱厚照“是誠不可忽略”，“不可輕出”｛134｝。這番話，顯然有對症下藥之意。因為朱厚照多日來尋敵無果，屢被對方溜掉，正在心癢難搔中，而蒙軍則似乎有意以此挑逗於他。應州遭遇戰打響之際，朱厚照還在一百多公里外的陽和衛，得到戰報，被吊了近一個月胃口的他，想必如相聲《釣魚》中的主人公一般，頗有“我可等到這撥兒啦”之感，哪裡顧得“不可輕出”的告誡，立即率領他的太監近衛軍及其首腦江彬、張永、魏彬、張忠等人火速趕來會合。在應州城外，為蒙軍阻攔，“援眾殊死戰”，一直折騰到天色將晚，“虜稍卻，諸軍乃合”｛135｝。喘息未定，天剛亮，蒙軍即來攻。朱厚照親自督陣，與敵大戰，由辰時【早間】至酉時【傍晚】，足足鬥了百餘回合。天色既晚，各自收兵。朱厚照正在興頭上，第二天開城搦戰，卻發現蒙軍不知何時拔寨離去，又不玩了。朱厚照大惱，差人探得蒙軍引兵西去，當即點起人馬：“追！”好不容易在應州以西百公里的朔州（今山西朔縣）附近追上，安營紮寨，準備來日大破之，誰知天公也不作美，忽然颳起沙塵暴，“黑霧晝晦”，大白天什麼都看不見。估計沙塵暴過去之後，蒙軍又銷聲匿跡，而明軍自身其實也被拖得疲憊不堪，追到何處是頭？追上也未必打得過。朱厚照掂量掂量，不如見好就收，“乃還”，同時立刻指示以大同“軍區司令員”（總兵官）王勳等的名義，“以捷聞於朝廷”｛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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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照：一不留神當了皇帝（38）
既然稱“捷”，我們不妨看看《武宗實錄》所留下的一份戰報：這次雙方參與戰鬥的部隊，明軍調集了宣府、大同、遼東、延綏四鎮人馬，加上朱厚照的“太監近衛軍”，總兵力約在六萬左右；蒙古人方面兵數不詳，據戰前情報稱榆林衛發現有五萬餘蒙古騎兵集結，唯不知此五萬之敵是否俱投入了應州之戰———姑折其半，以不足三萬計。如是，則雙方兵力對比為2∶1。以這樣我眾敵寡的軍力，戰鬥結束之後的統計是：“斬虜首十六級，而我軍亡者五十二人，重傷者五百六十三人。”明軍戰死者超過蒙軍三倍；雖然蒙軍重傷人數未報，但根據這一比例，當不足二百人。尤其嚴重的是，《實錄》隨後還記有一句：“乘輿幾陷。”｛137｝即朱厚照差點被捉。
這是怎樣一場“勝利”啊！朱厚照居然有臉“以捷聞於朝廷”。莫非他終於不曾成為朱祁鎮第二，就算值得自豪的勝利？旁人看，也許他阿Ｑ得可以，但朱厚照仍然很自豪。這個自封的“威武大將軍”，懷揣“大丈夫志在沙場”的抱負，出外闖蕩，如今創下斬虜十六（且不論是否傷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