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惜採用別國貨幣，尤其是像墨西哥、 加拿大這樣與美國有緊密經濟聯絡的國家更具這樣的條件。
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的經濟學家史蒂夫·漢克也認為；在阿根廷人們不相信政治家的時候；實行美元化是使阿根廷擺脫經濟混亂、避免發生惡性通貨膨脹的唯一辦法。
而對此；美國一些官員是早有戒心的。1999年時任美國財政部副部長的薩莫斯在參議院的聽證會上說；有一種危險；即；因為沒有貨幣主權而助長一種怨恨情緒，從而鼓勵美元化國家的決策者把經濟困難歸罪於美國。
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則放話說； “如果某國政府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或美國認為必要的貨幣政策於不顧； 而只寄希望於美元化來確保經濟穩定；那它很快就會發現這會失敗”。
正是美國處於美元霸權地位的長遠考慮，為徹底打破弱小經濟體把其貨幣與美元捆綁，或者乾脆就以美元為其本土貨幣的做法，美國對阿根廷危機採取了消極觀望態度。
在失去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輸血和美國的刻意迴避後，阿根廷金融危機，從醞釀前後到爆發跨越三年多時間，金融危機最終演變成經濟危機，阿根廷政權更換頻繁，一年之內換了五位總統。
救與不救，充分體現出美國一貫的“雙重標準”，其依據的背後，就是四個字：“美國利益”。
在自由貿易的旗號下，拉美國家大力推動國有企業私有化、金融體系和利率的自由化，方便外來投資，降低公共開支特別是用作社會福利的公共開支，嚴格履行對外債的償還承諾，對政府進行重組和現代化改造。在“美國模式”下，原本就脆弱的*被剝奪，經濟自主決定權也被削弱。
新自由主義者卻竭力宣稱，在經過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結構性改革後，重組過於龐大、過多幹涉、經濟上無效率的政府，拉美地區經濟將會增長，民眾階層將會從創造的財富中獲得所謂的“滴漏效應”，脫離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