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勢被估計得越來越“嚴重”。毛澤東說1／3的權力不在黨的手裡，劉少奇說要追上邊的“根子”，都對國內階級鬥爭形勢和幹部隊伍狀況作出了錯誤的判斷，也對於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向“左”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這幅階級鬥爭的圖景被“描繪”得越來越黑。
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後，整個運動明顯地向“左”轉，而且邁出了很大的一步。
劉少奇逐漸走上了領導“四清”運動的第一線。
7月13日，劉少奇視察安徽時就說：“這個運動是個大革命，實際上比土地改革、合作化，比過去任何一次革命都廣泛、深刻、複雜得多，它和過去歷次革命不同，非要自己親自去做不行。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既要解決人民內部矛盾，解決四不清，又要開展對敵鬥爭，還要解決幹部參加勞動，這些事情過去都沒有解決，解決這些問題比土地改革困難得多。自己不去取得直接經驗，就不能領導這個革命。”
這僅僅是劉少奇視察的一個點。1964年7月、8月，劉少奇先後到天津、山東、安徽、江蘇、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廣東、廣西、雲南等地瞭解運動的進行情況，王光美隨行作了“桃園經驗”的報告。同時，劉少奇不斷髮揮毛澤東對形勢的估計。
劉少奇說：“四清”運動的實質（5）
在講話中，劉少奇除突出強調領導幹部要下去蹲點，要追上面的根子直至中央，1/3的政權不在共產黨手裡外，還特別強調三點：一是《後十條》關於團結95％以上的幹部的規定不那麼妥當，強調放手發動群眾不夠，要修改，對農村基層幹部開始不能依靠，等問題摸清後才能依靠；二是要擴大“四清”的範圍，提出“四清”不只是清經濟方面的問題，而是經濟、政治、思想、組織四個方面存在的問題，統統要搞清；三是要在運動中集中精力打殲滅戰。
但是，當時各省市區的行動，由於在思想上對這場運動的理解方面存在著同中央不一致的地方，就難免在執行中有些力度不夠的問題。劉少奇對此非常不滿，並在視察過程中一再督促各地加大力度。
當時的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回憶了劉少奇一次發火的情景：
在劉少奇同志一行抵達合肥後，魏文伯同志來電話向我和省委打招呼。一個總的精神是，劉少奇同志對前一段“四清”運動很不滿意。魏文伯同志在電話裡說：“渭清同志，你要小心！這次少奇同志脾氣大得很。他在山東發了脾氣，到合肥發了大脾氣。”提醒我要有思想準備，要在劉少奇同志到南京後“注意”。
臨他離開南京前夕，我偕同我愛人徐敏，去看他和王光美同志。少奇同志與我個別交談，嚴肅地說：你昨天那三個不同意見（即農村“四清”、城市“五反”是有成績的，基層幹部多數是好的，對王光美同志的報告不能盲目執行），是不對的。我堅持原來的看法，這就引起了“頂撞”，少奇同志發了脾氣。
顯然，劉少奇對運動執行不力很不滿，尤其認為黨記憶體在著嚴重的右傾思想。
8月1日，劉少奇在北京黨政軍機關和群眾團體負責幹部大會上作了一個報告。
劉少奇強烈要求負責幹部要親自到農村去蹲點，取得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直接經驗，“我們的‘四清’、‘五反’，社會主義教育，是一次大革命，是比過去的土改、合作化還要更深刻、更復雜、更艱鉅的大革命”，如果負責幹部不去蹲點，“就不能領導今後的工作，就不能做領導工作了”。“除開有病的、年老體弱的以外，凡是能夠下去的，都應該去參加這個大革命，搞兩個典型”。
劉少奇說：
過去一年多的“四清”、“五反”是起了一些好作用的，是有它的成績的，主要我看是起了煞住歪風的作用，也起了推動生產的好的影響。但是，不論農村也好，城市也好，據我的估計，“四清”、“五反”多數是搞得不深不透，甚至沒有搞開，沒有入門。……過去一年多，我們在這個革命鬥爭中間打了敗仗，不是打勝仗。
現在，我們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來進行階級鬥爭的。而階級鬥爭現在可以說到處都有。
劉少奇把這種對運動貫徹執行不力，認為是黨內的右傾思想所致。
1964年8月5日，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後十條》修改由劉少奇負責。同時，會議根據陳伯達的提議，中央決定成立“四清”、“五反”指揮部，由劉少奇掛帥。
此後，劉少奇就轉向了領導“四清”、“五反”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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