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包括思想、文化等）和能量（政治、戰爭等）交換關係的開放性，這種複雜的關係便構成世界歷史的統一整體。當然，對於比較具體的問題，如外交、貿易、工業、農業、藝術、宗教、民族等，也可以將其上升到宏觀的地位，系統地加以分析研究。實際上，以前的不少論著中，已經自覺或不自覺地應用了這種思想方法，而且是卓見成效的。這不是什麼吸收不吸收的問題，而是怎樣正確理解和慎重使用的問題，即，承認系統科學理論基本思想的普遍意義，但在人文科學研究中不機械地搬弄和套用科學技術系統方法中的名詞概念，重在解決實際問題。
◇。◇歡◇迎訪◇問◇
第9節：第1章 引論一、漢代中西關係研究的背景（7）
本書之所以強調整體性和系統性，不僅在於所表現的時間和空間範圍的廣大，而且由於當時中西交通線上的確存在著“銅山西崩，洛鐘東應”的情況，這不是個別現象的簡單集合，而是一個縱橫交錯、有序列、多層次的統一結構。這就要求不光對具體問題做單一的考察，還要注意多方面的審視；不光從經濟上去找原因，還要注意到外交、軍事、民族、文化、宗教、貿易、交通、地理及重要人物的活動等對中西交往和社會開放過程起到的重要作用，以及這些因素之間的各種聯絡和影響。
最後，對本書涉及的時空範圍略加說明。
從時間上看，中西交往的大規模展開，始於公元前2世紀。是後，西亞、中亞各地與中原聯絡日漸深刻，內容愈加豐富，顯示出生機勃勃的景象。直至公元2世紀末，中西交往才受到中原社會分裂的影響而蕭條下去。由於本文著重於探討漢代中西關係的程序與特點，為突出交往這個主要方面，也由於篇幅的侷限，故將漢代在時間上看作一個整體，而未嚴格分為西漢、東漢和王莽時期，加以個別的考慮和論述。同時，本書也不涉及中西社會歷史分期的討論。
此外，本書所說的“西”，絕非當今泛指的“西方”。漢代中西關係，從廣義上說，是指中原與西方陸路交通的幹道所經過和到達地區的關係。這些地區包括中亞（主要國家或地區是巴克特里亞、貴霜、大宛等）、西亞（主要是帕西亞）和東南歐地區（主要是羅馬帝國的東部）。當然，在中西交通初創時期，中原與塔里木盆地和天山地區（即漢代狹義的“西域”）的關係顯得特別重要。事實上，這個“西域”只是在漢武帝伐匈奴並擴大與西部地區的交往之後，才正式成為中國政府管轄的部分的，即使在此之後，由於歷史的原因，那裡的社會狀況仍然與中原頗有區別。因此，從中西文明交流的整體來看，這個狹義的“西域”，不僅應被包括在中西關係的範疇之中，而且應成為一個十分重要的研究內容。至於書中頻繁出現的“西”和“西域”，其概念所指，或可廣義，或可狹義，一般是不難從上下文中分辨出來的，不至引起嚴重的誤會，因而似無必要加以嚴格的框定或一一加以註解說明。
［1］奧克·克瓦敦著，蘭琪等譯：《遊牧帝國》，載《中亞史叢刊》第二期（貴州師範大學，1984年），188頁。
［2］較重要的有關著作有：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徐松的《漢書西域傳補註》、《西域水道記》，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魏源的《海國圖志》，何秋濤的《朔方備乘》，李光廷的《漢西域圖考》等。
［3］斯文·赫定（SvenAndersHedin，1865~1952年），瑞典人。他於1890年起先後八次來華從事旅行考察，深入至新疆、西藏、內蒙等邊境地區，蒐集了大量有關地質、地理、歷史、考古、生態、氣象、人文、民族等方面的珍貴資料和情報。1927年他參與組織並領導了“西北科學考察團”，數年間對西北各地進行了大規模的綜合考察，成績卓著。他同時又在不斷寫作，僅有關我國西北史地的著作就有《中瑞科學考察報告》（共35卷）、《中亞考察報告》、《西藏南部》、《西藏西部》、《岡底斯山》、《戈壁沙漠橫渡記》、《浪跡無定的湖泊》、《絲綢之路》、《中亞戰跡》、《我的探險生涯》、《長征記》等。
［4］斯坦因（MarkAurelStein，1862~1943年），英國人。1900~1930年間他四次來華考察，活動範圍主要在新疆、甘肅和內蒙。他對若干古代城郭遺址、絲路古道及漢代長城的發掘和研究頗有成果，補充了歷史文獻記載之不足，開拓了中國西北史地研究的眼界，而他將大批中國珍貴文物盜運西遁，則又給中外關係史研究造成了無法彌補的損失。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