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著述有《古代和闐》、《塞林提亞》、《亞洲腹地考古記》、《斯坦因西域考古記》等。
［5］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年），法國人。曾在法蘭西遠東學院（河內）任職，後率一考察團於1906年取道中亞進入中國。在華八年期間，他主要在新疆、甘肅一帶活動，獲取大量重要文物資料並攜往巴黎。伯氏在東南亞史、古代中國與東南亞交通、蒙古史、西域史、敦煌學的研究方面頗多建樹，對匈奴西遷、吐火羅語言、佛教東漸、馬可·波羅來華等問題都提出過新見地，在中外關係史研究中佔有相當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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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節：第1章 引論一、漢代中西關係研究的背景（8）
［6］科茲洛夫（KuzmichPeterKozlov，1863~1935年），俄國人。他參加過六次對中亞地區的探險考察，尤其是對匈奴古墓群的發掘工作令人矚目，使古代中國西部民族關係研究的歷史資料為之豐富（見其《蒙古北部探險考察記》）。
［7］首篇《元也裡可溫考》發表於1917年，後多次修改，1934年定稿為《元也裡可溫教考》。其他三篇：《開封賜樂業教考》（1919年）、《火祆教入中國考》（1922年）、《摩尼教入中國考》（1923年）。
［8］例如向達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鄭元芳譯羽田亨之《西域文明史概論》，楊煉譯藤田豐八之《西域研究》，傅勤家譯白鳥庫吉之《康居粟特考》，王古魯譯白鳥庫吉之《塞外史地論文譯叢》，楊煉譯桑原騭藏之《張騫西征考》等。
［9］馮氏主要譯著有：《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費琅）、《佛學研究》（普紀共司基等）、《史地叢考》、《交廣印度兩道考》（伯希和）、《中國西部考古記》（色伽蘭）等近百種，僅《西域南海史地譯叢》九冊，就包括伯希和、沙畹、列維等人論文八十一篇。他又譯有《馬可·波羅遊記》三冊，並詳加考釋，是為該書第一全譯註釋本。
［10］如岑仲勉力作《中外史地考證》（1962年版）彙集了史地考證文章六十餘篇，對古地名還原、交通線路探索及史實的論述，皆多創穫。他的《漢書西域傳地裡校釋》（1959年脫稿，1981年出版）更為廓清漢代中西陸路交通線上的社會地理概貌作出不朽貢獻。
［11］在中西交往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季羨林的《中印文化史論叢》（1957年）、向達的《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1957年）、章巽的《我國古代的海上交通》（1956年）、賀昌群的《古代西域交通與法顯印度巡禮》（1956年）、陳竺同的《兩漢與西域等地的經濟文化交流》（1957年）、安作璋的《兩漢與西域關係史》（1959年）等。馬長壽的《北狄與匈奴》則從民族史的角度揭示了古代跨境民族的發展史與中西交通的關係。朱傑勒、章巽還分別翻譯出版了《大秦國全錄》、《中亞古國史》等名著，開闊了國內研究的視野。
［12］其中與古代中西交往有較大關係的如：夏鼐的《考古學和科技史》（1979年），楊建新、盧葦的《絲綢之路》（1981年），王治來的《中亞史》（第一卷，1981年），朱傑勤的《中外關係史論文集》（1983年）、《中外關係史譯叢》（1984年），周連寬的《大唐西域記史地研究叢稿》（1984年），黃盛璋的《歷史地理論集》（1982年）等。
［13］如《新疆簡史》（1980年），林乾的《匈奴史》（1977年）、王明哲、王炳華的《烏孫研究》（1985年）、孟凡人的《北庭史研究》（1984年）等。
［14］主要有：常任俠的《絲綢之路與西域文化藝術》（1981年）、沈光耀的《中國古代對外貿易史》（1985年）、沈福偉的《中西文化交流史》（1986年）等。
［15］較重要的是：《吐魯番出土文書》、《居延漢簡》、陳夢家的《漢簡綴述》（1981年）、黃文弼的《新疆考古發掘報告》（1984年）、《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1984年），還有考古研究文集，如《新疆考古三十年》（1983年）、《漢簡研究文集》（1984年）等。
［16］如黃靖關於中亞史的一系列論文皆有新的見解。餘太山的《條支、黎靬、大秦和有關的西域地理》一文詳引大量史料，比較各家觀點，去偽存真，弄清條支和大秦的地理問題，基本解決了這個長期未決的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