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即以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賜其王賢。但由於裴遵從大漢族主義立場出發加以阻攔［82］，終又收還。這是一次政府外交上的重大失誤，它導致了莎車王的反叛及西域形勢的混亂。直至公元61年，莎車為于闐所敗；公元86年，終於由班超平定莎車，重開交通，這一歷史教訓，是值得記取的。
二、貴霜帝國（及巴克特里亞希臘人國家）在中西交通中的地位
貴霜是個幅員遼闊、構成複雜的多民族國家，它興起於中亞地區各部族、國家奴隸制度日趨瓦解、封建生產關係漸漸形成的動盪時期。關於它的起源、發展和興衰的歷史，已有翔實的論述；但關於它作為中國與西方交涉過程中一個重要過渡的研究，或者說將它作為中西交往體系中一個構成的研究，卻顯得不足。這裡即從整體的觀點出發，對這個帝國的歷史與中西交通的關係作一初步考察。至於它在整個漢代社會對外開放和文明交往中的作用，第四章還要探討。
研究貴霜，不可不論及“大夏”，它是前者最直接的歷史基石。
《淮南子》、《呂氏春秋》、《山海經》［83］、《史記》等秦漢古籍中均有“大夏”，但這個大夏，是遊牧於塔里木盆地之南的一個民族。只是在秦漢之際西遷之後，才與中亞的希臘巴克特里亞國家（HellenesBactria）混合稱一。其實這是兩個不同的歷史概念。
◇歡◇迎◇訪◇問◇虹◇橋◇書◇吧◇
第33節：第3章兩漢時期的西域社會與中西交通（12）
希臘古史中的巴克特里亞（Bactria），始見於楔形文碑刻中的波斯巴克特里（ThePersianBakhtriofCuneiformInscriptions），指的是興都庫什山和阿姆河之間的希臘化國家。它本是波斯帝國一個東部省區，一度被視為帝國的“西伯利亞”（Siberia），將大量不臣服其統治的軍士民眾流放於此［84］，開創了這裡民族混雜而居的局面。公元前334年，亞歷山大（MacedonianAlexander）發動了對波斯的歷史性進攻，並長驅直入中亞兩河地區。他大力推行希臘文化於中亞，並採取融合當地傳統的政策，為進一步遠征印度打下了良好的社會基礎。亞歷山大死，帝國分裂，塞琉古（Seleucus）建立王朝，王國包括中亞至西亞廣大地區，商業發達，民族複雜。並且更加著力推行希臘化精神，為後期的巴克特里亞王國及貴霜帝國表現出濃厚的希臘化特色造成重要的影響。塞琉古王朝的政治中心在西部，它與埃及長期不和，戰爭不斷，以至於兩敗俱傷。正值此時期，它的幾個省區——伊朗高原的帕西亞和中亞的巴克特里亞相繼獨立。公元前2世紀，羅馬取代了埃及在東部的優勢，開始向東方擴張，並擊敗塞琉古王國主力，使其王朝屈居敘利亞一隅。也正是在此時，塞琉古作為一個王國受到中國的注意。《史記》以“條支”為名記錄了它的概貌［85］。同時，“安息”和“大夏”（這是西遷後融入HellenesBactria之後的“大夏”）作為蔥嶺以西的大國，也開始出現於中國歷史的記載之中。它們並行發展著，後者因受到“世界商路貫穿之影響而變得富有”［86］，而且它極力培植這種來自東方和東南方向上的商業交往，力圖開拓通向印度海岸和中國內地的交通［87］。
巴克特里亞的勢力是否達到了蔥嶺以東的地區，爭議很大。但根據斯特拉波（Strabo）的最早記載：“‘（希臘人）將他們的領土擴至賽里斯（Seres）和弗裡諾伊（Phrynoi，即匈奴）……’這裡他也許指的是，在中國極西部的塔什庫爾乾的這個巨大市場是處於巴克特里亞人的影響之下，也許是出於商業上的原因，在此駐軍以防塞種及其他遊牧部族的侵害。”［88］漢朝政治和軍事力量覆蓋塔里木盆地四鄰地區之前，在崑崙山北麓至帕米爾一帶的古代部族，以及伊塞克湖北的古代塞種民族，與巴克特里亞的接觸是比較頻繁的。這種接觸也有戰爭與和平的兩面。西方歷史資料中多次提到，亞歷山大及他的繼承者們不得不分出很大的力量去對付來自北方蠻族的進攻［89］，以及中國古代遊牧族的西遷彼地等［90］，說明了戰爭的一面。但歷史事實也表明，這一地區相鄰國家和民族，與世界上其他地區的一樣，“和平的關係比戰爭關係長久得多”［91］。巴克特里亞所依賴致富的國際貿易，以及它在傳播西方古典文明方面的事蹟，有力地表明古代中亞地區各民族和睦共處、互通友好的關係。中亞各遊牧部族和城郭，較多地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