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第二杯啤酒給你的滿足度跟第一杯一樣的話，我們說邊際效用恆定。但是，第三、第四、第五甚至第Ｎ杯啤酒，給你的滿足度，跟上一杯相比如何呢？滿足度或者效用，還跟上一杯一樣嗎？顯然，良好感覺會逐步降低，若覺得不勝酒力了，說明邊際效用達到了零；如果再喝，則會醉酒、嘔吐，那麼，邊際效用就是負的了。
同理，毒品的消費也遵循這個規律。如果在某一時間，吸毒帶來的效用，抽第一口必定快感強烈，抽第二口的感覺次之，依次類推到抽第N口時，則達到均衡點，無感覺了，再增加則吸毒者必定產生難受或其他不良感覺，也就是說，吸毒帶來的效用成了負的了。當然，吸毒這個事例的推導，是我憑空想象的。畢竟，我沒有吸過毒。
透過上面的分析，可以修正邊際效用遞減規律為：如果是週期性或連續性發生的個體商品或勞務消費，不論這種消費品是否為生活必需品或非生活必需品（包括菸酒、毒品等“上癮品”），消費者得自其中的邊際效用必定遞減。
2002年9月20日
“人是一條拴在樹上的狗”？（1）
“人是一條拴在樹上的狗”？——兼與科斯、茅於軾等先生商榷
“人是一條拴在樹上的狗”？一些學者認為：“人不過是一條用繩子拴在樹上的狗，制度就是拴狗的繩子的長度。”但是，如果我們堅持“制度決定論”，現實世界中大量的現象就無法獲得科學的解釋。
有一家西方刊物稱，科斯及制度學派說出了一個道理，即在既定的制度下面，“每個人不過是一條用繩子拴在樹上的狗”，制度就是拴著狗的繩子的長度（盧周來：《與一位人文學者談“科斯定理”（三則）》，載《書屋》，2002年第4期）。正如繩子的長度決定著狗的活動範圍一樣，制度也決定了人的行為的選擇餘地。一隻最大限度地追求自由的狗，總會使自己的活動半徑儘可能地增大，但是，它的活動半徑決定於繩子的長度。而在既定的制度下，人的行為選擇也總是在制度允許的範圍內。於是，科斯及其追隨者認為，現代經濟學研究的重點應該是制度設定，也就是研究“拴狗的繩子”。
在當前中國經濟學界，這種觀點頗有市場。一些學者甚至對這個觀點做出了進一步的拓展。例如，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的茅於軾先生在題為《中國改革的制度觀》的文章中稱：“經濟制度正像地心引力，它們無時無刻不在起作用，強烈地影響人們的行為，但它們又都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但人們已經習慣於它們的存在，以至於並不感覺它們對自己的影響。在牛頓發現地心引力之前，人類之中並沒有誰說出過地心引力的存在。現在經濟學家需要發現經濟學中的地心引力，即經濟制度如何影響了人們的經濟行為。”這段話可以看做“人是一條拴在樹上的狗”的翻版。
不可否認，多數人是在一定製度下選擇行為的。在不同的遊戲規則下，人類的行為截然不同，比如腐敗現象在很多國家很嚴重，但在新加坡較少，這並不是因為新加坡的公務員素質高，而是因為其有一套完善的遊戲規則（制度）——“高薪養廉”（很多人到目前依然存在誤解，以為給了高薪，公務員就可能開始清廉了），也就是說，公務員的待遇很好，從工資待遇到其他種種福利（涵蓋其家庭成員）都非常優厚，沒有必要去受賄。但是，一旦某個公務員受賄了，這些待遇全都不存在了，甚至他一生都難以翻身。鄧小平也曾說過，好的制度，壞人也會變成好人；壞的制度，好人也會變成壞人。
但是，上面“拴狗”例子的分析還不夠完善。第一，我們不能忽視“樹”及其周圍環境的因素，否則，你將“狗”往哪裡“拴”？“狗”在哪裡立足與行動？“樹”及其周圍環境，可以看做是人所依存的環境（包括自然環境、社會環境、文化環境等等）；其次，“繩子”並不等價於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經濟學的經典表述是：“人的行為無不是在一定約束條件下進行最最佳化選擇”，按照我的理解，這裡所說的“約束條件”，除了制度，還應該包括資訊、生存能力、智慧、時間等。比如說，“囚徒困境”為什麼會出現？簡而言之，就是個體在約束條件下做出的最最佳化選擇的結果。而這個約束條件，除了檢察官所規定的外，就是隱蔽在現象後面的資訊。這個資訊就是對方將選擇的策略，在幾乎所有的場合，資訊是非常重要的。又如在戰國時期，齊威王喜好同臣子賽馬，大將田忌卻屢賽屢敗。後來，孫臏發現田忌用馬不妥，於是出謀略：用田忌的三等馬同齊威王的一等馬比賽，用一等馬同齊威王的二等馬比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