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可以有效地預警兩極分化的質變臨界值，克服了其他方法的不足，是目前衡量貧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所以，得到了世界各國的廣泛重視和普遍採用。
厲先生獨創的“城鄉兩分加權法”，與國際通行的演算法和中國統計部門的演算法均不一致；如果再結合基尼係數的內涵分析，則厲先生的觀點有偷換概念之嫌。
很顯然，要用基尼係數衡量中國的收入差距問題，就不能事先把“城鄉差別”放在一邊。這好比說，要分析高個子群體與矮個子群體混合的社會中人們在身高方面的差異，就不能事先把身高的不同作為一個“外在”參量放在一邊，然後論證說個子高矮差別不大。而是必須把它作為“內在”的特性加以實際的分析。中國城鄉差別可以說既有歷史原因也有現實的經濟原因，所以，“城鄉二元結構”應當是分析的結果之一，而不是先把它放在一邊，然後再計算資料、得出結論說，二元結構不那麼明顯、中國的貧富差距沒那麼大。
退一步講，即便是按照厲先生的邏輯，現實情況也不是他想象的那樣。實際上，大量農民已經以“民工潮”的方式遷徙了（這幾年戶籍制度逐漸放鬆，一些地方已經實施城鄉一體化的戶口登記制度），使得二元社會現在已經在同一個城鎮裡發生。同時，尤其是教育問題上，地區之間已經沒有隔閡，有隔閡的是經濟條件。在對中高檔商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