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拒絕承擔與自身經濟發展水平不相適應的義務。
如果堅持要讓發展中國家減排也行，那也讓些利益出來，發展中國家一要資金，二要技術。但在這兩樣上，歐美等國又耍起了滑頭。
在技術轉讓問題上，發達國家辯稱減排技術都掌握在私營企業手中，存在智慧財產權問題；資金問題上，發達國家表示應透過市場機制解決。
這樣沒有誠意的買賣，發展中國家當然認為是發達國家的託詞，缺乏誠意。
美國是世界超級大國，以佔全球3％～4％的人口消耗了全球約1/4的資源，按理是減排的重點單位，但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中，美國卻是態度最消極的。
能在國際上博得好名聲的事美國人肯定願意幹，但要考慮它的成本。1998年7月克林頓政府公佈了一份經濟顧問委員會的報告，這份報告認為透過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之間按照清潔發展機制進行排放交易，可以使美國減少原先估計花費的60％就能達到《京都議定書》規定的2012年的排放要求。
氣候談判背後是赤裸裸的國家利益（2）
但這個減排成本對美國人來說卻認為比較大，包括國會預算辦公室、美國能源部、能源資訊管理局等經過認真的經濟評估，認為履行《京都議定書》有可能會大幅降低美國GDP增長。
因此美國在氣候談判上的策略便是，如果要減排一起減，不能僅讓美國帶頭，要死也要拉個墊背的，而發展中國家很難作出讓步，這給美國一個最好的藉口。
權利和義務的動態平衡支撐著國際合作的有效開展。
對美國來說，《京都議定書》並不具備上述的特點，或者說美國在減排方面，只有義務，沒有權利，這樣吃虧的事美國人並不甘心的。
義務的承擔如果沒有相應的經濟效益，那唯一的辦法就是用道德來約束了。美國資深經濟學者、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喬治？阿克羅夫說得就很明白：“這（治理全球變暖）不是一個成本與收益問題，而是一個道德問題。”
面對這樣一個道德問題，美國前國務卿賴斯給了國際社會一個明確的答案：“政策的制定應該從國家利益出發，而不是考慮虛幻的國際社會效益。”
美國一直對減排無動於衷，但由於美國的國際地位，任何國際上的事離開美國也玩不轉，所以，每次談判都會給美國留一些空間，力爭把美國爭取過來，試圖在道德上不斷感化美國，讓他為人類崇高的減排事業作出一些應有貢獻。
但從最近20多年的發展來看，美國這位土財主一直有些固執，任由歐洲不斷開導，就是冥頑不化。
所以說，美國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實用主義者，作為地球村裡的警察，其他人能拿他怎麼樣呢？
2009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了奧巴馬，讓人跌破眼鏡，其實和平獎從來都是政治工具。它一般獎給“已經立功”的人，如戈爾巴喬夫之類，但奧巴馬剛剛上任，頒個獎給他，又是為何？
我們也可以看出歐盟試圖走捷徑，先給奧巴馬戴個高帽子，換取美國在氣候談判等問題上的讓步。美國國內對這個獎項並不在意，冷嘲熱諷，奧巴馬自己心裡也有數，低調領獎，也可以看出，美國並不吃歐盟這一套，不會因為一個和平獎被歐盟拖下水。
美國的單邊主義在任何場合都表現得比較充分，只要不符合美國利益的，就算刀架在脖子上也不行，更何況有誰敢把刀架在美國的脖子上呢？美國早已經修煉成人精了，何懼國際上的一些道德批判呢？
在《聯合國海洋公約》的簽訂上，美國表現得最為張弛有度。
由於科技的發展，陸權時代被終結，海洋時代到來。在一個水面佔了70％的水球（而不是地球）上，誰掌握海洋誰就掌握世界，這才是大國的根本。
美國有七大航空母艦戰鬥群，美國獨霸天下的發展觀是現實擺在那裡的。美國當然希望他的艦隊能在全世界自由航行，想去哪裡就去哪裡。
為了對付美國的海上霸權，聯合國裡的一幫窮哥們湊起來，張羅著搞一個《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對海洋權益的各個方面逐一定義。中國作為第三世界領袖，自然不能不側身其中，不但參與，而且領導；不但領導，而且率先批准。
話說一幫窮人要對付地球村首富，瓜分海洋，每家200海里，山姆大善人豈能不知？這不是壓縮美國海軍的活動空間嗎？美國開始堅決反對，政府不簽約，更談不上國會批准，《聯合國海洋法公約》也就變成了一個玩具，眼看要無疾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