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發病死掉。
這裡有兩群染有病毒的人，一群按時吃藥，一群卻不吃藥，2010年1月1日，兩群各有一萬人，依照這樣的感染比率，到12月31日，吃藥的那群人剩下八千三百人；可是不吃藥的呢？啊，只剩下一千六百人。
那你還吃不吃藥？
累積乘以倍數的風險
一天一天分開看，機率沒什麼差別；單累積一年，那差距不但看得到，而且還大得驚人。
風險危機最關鍵的地方就在這裡：再怎麼微笑的機率，一旦累積乘以倍數，就變得顯著了。所以短時間的風險評估、控管是一回事：長時間的風險評估、控管是另外一回事。還有，個人的風險評估、控管是一回事；眾人團體的風險評估、控管又是另一回事。
孫中山先生說的：“政治是管理眾人的事。”這句話在風險評估、控管上，至今不只顛撲不破，而且值得反覆被強調，值得回到根本上重新理解。
政治必須管理眾人，眾人具備數量的因素，這事政治考慮上無論如何不能遺忘的原則。在我們個人層次看來微不足道的風險，一旦乘以眾人倍數，可就不得了了。
每個人每天在路上遇到死亡車禍的機率，微乎其微。沒有任何一個人出門開車或走路時，會去預想：啊，我今天要用什麼方法避免遭遇死亡車禍？因為微乎其微，所以絕大部分的人，幾乎是所有的人，都不會做任何事來予以預防。可是道路上有這麼多的人、這麼多的車，數量累積之後，再微小的機率乘以巨大倍數，就還是會造成死亡車禍出現。
每個人都不會遭遇，但事實上以臺北市而言，一年有近百人死於車禍中。這樣的情況，比前面舉的吃藥例子，更難讓人自願為了降低機率而去做些什麼。
政府要解決整體的風險
就是這種狀況，燭照出政府的重要性。政府關照的，是那一整幅眾人的景象。正因為面對那麼小的風險，正常狀況下沒有人會有警覺，沒有人會願意麻煩做些什麼，大家的基本想法都是：“反正不會是我。”“多做少做反正沒差。”那麼當然也就不可能倚賴個人層次的努力，來控制風險、降低風險。
政府的思考方式，就是一種“眾數風險”的方式，是如何在大量的數字基礎上，降低整體風險。怎麼樣將今年全年一百零三個車禍死亡人數，明年降低到一百人以下。
為了要減少那屈屈幾個死亡數，很可能要大費周章。要調派警力多抓違規酒後駕車，要購買器材多設定超速照相，要改變規定不準紅燈右轉，部分路段要增加分隔快慢車道的安全島，另外部分路段反而要拆掉原有的安全島。。。。。。
很多措施不只花錢，還轉嫁成為大家的麻煩負擔。可以轉彎的路口不能轉彎了，本來不塞車的地方塞車了，更不必提各式各樣的罰單變多了。
經過這麼多努力，呈現的成果很可能是讓第二年的死亡數字，從一百零三降低成九十。然而這樣的數字，對大多數人時沒有一點點切身感覺的。本來那一百零三人不會是我，當然那多救活的十三個，也不會是我。這是一般人的感受。
從整體的層次，明顯的風險依然存在，那九十條人命還都是人命；可是從個人的層次看，卻往往只感受到被騷擾、被要求的負擔，感受不到平均下來那樣微之又微的風險降低。於是個體的要求、反抗，就會不斷升高，影響到整體風險控管的空間。更困難的，是面對尚未真正實現過，但一旦實現後果極其嚴重的風險。核能電廠是最明顯的例子。核能運轉不可能沒有風險，但那風險在短時間內又微乎其微，一旦意外發生必定釀成大禍，兩項因素相乘，就構成風險控管上最刺手的難題。
要看那微小几率的一面，因而覺得核能很安全？還是要看那累積放大的倍數，因此覺得核能很危險？還是要看一旦出意外，核能嚇死人的破壞力量，因而覺得核能萬萬要不得？到底怎樣的角度，怎麼樣的抉擇，才是理性有利的？
坦白說，如果沒有風險的因素，人類組成政府、政府發揮功能的需要，會小很多。政府最重要的責任之一就在看到風險、拿出對付風險的辦法來。
對付風險，是那麼根本的政府責任，卻絕非簡單容易的事。政府的政績，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應該就是在理解風險上有些怎樣的洞見，又具備如何的智慧來處理風險了。
15網上有白宮決策捕殺本·拉登的現場照片，其中一幅是海豹突擊隊在巴基斯坦執行捕殺拉登的任務時，奧巴馬和幕僚們在白宮局勢研究室（Situation Room），目不轉睛